社会学的读书笔记
【篇一:社会学读书笔记】
摘要:本文主要总结了关于《社会学研究》这本书的一些理论和自己的一些感想。先大体介绍该书的相关情况,接着介绍了作者的写作思路,然后按照章节的顺序来总结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社会学观点、理论,并用其中的一些理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最后,重申自己的观点,再次强调本书的理论体系。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多读一些社会学的书籍。
四、十五章中指出,要进行社会学研究,需要进行智力训练,做好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准备,最后在第十六章中作出结论。
在第一章“我们需要社会学研究”中,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一)人们仅考虑直接起因和直接后果,几乎没有意识到经常有很多最初起因与表面起因大不相同,也没有意识到除了直接后果外,还会有无数间接后果,而且绝大多数很难估计到。(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因此,预料特殊后果也是极其困难的。(三)社会现象的形势复杂多变。(四)有些人存在不协调的思想:认为预测其他现象需要深入研究而不进行深入研究,是可以预测社会现象的。
而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举例直接回答了存在社会科学。然后,在第三章中,分析了社会科学的性质。首先,作者指出,他认为的性质,指的是本质特点,不包括非主要的特点。作者认为,社会的基本特点取决于人的基本特点。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是很赞同。虽然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但并不是人有什么基本特点,社会就有什么基本特点,社会基本特点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后,作者肯定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的形态学和生理学不是与人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相类似,而是与一般的形态和生理相似。社会学必须确认出社会发展、结构和功能的事实,并且,其中一些事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些是概括的,一些是具体的。
在分析社会学的障碍时,作者认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社会学面临更大的障碍。他认为存在三种障碍:第一个障碍是社会现象的内在特点。社会现象无法直接观察。的确,我们没有特殊的观测仪器,而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很大,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收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料。第二个障碍是人作为观察者的特点:热的思维方式、情感等。第三个障碍是因观察者处在与被概括现象的位置关系而产生的障碍。
紧接着,作者详细分析了客观障碍。第一个客观障碍:社会现象非常分散而复杂。第二个人客观障碍:认为有时我们进作比较就可以最终确定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但无法对各方面都适于比较的事例进行比较。他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障碍。第三个更巨大的障碍是由社会事实在时间上的分布造成的。在这一章中,作者指出了社会学有一个特殊之处,不同社会的比较结果无法作为定论的根据。在针对客观障碍方面,作者说,自始至终,我们必须依靠证据。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无论是哪一门学科,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证据,才能使人信服,使理论站得住脚。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各式各样的凭证,证明自己和他人,防治产生错误判断。同时,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结论不依赖从任何特定地方或时期所搜集来的特定一类事实。
分析完客观障碍,紧接着作者分析了主观障碍。这里的主观障碍,作者指的是情绪。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除了那些与自己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之外,我们无论考虑什么问题,形成的看法不可能不受好与恶的影响。这个观点很正确,任何人也摆脱不了这种情感。作者指出,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会因为情绪而出现失误,使得在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中作出合理的判断。就像在如今的社会中,官员面对已犯罪的亲人朋友,他会怎么做,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情感的左右,产生不公。作者认为主观障碍—情绪是一个大的方面,涉及很多领域,其中就有很多偏见,包括教育的偏见,爱国精神的偏见,阶级的偏见,政治偏见和神学的偏见。
作者先谈了教育的偏见。作者所说的教育,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接受各种文化教育,而是宗教的教育—爱之宗教和恨之宗教的教育。作者认为爱之宗教有一种利他主义的思想存在,而很值宗教的教育,让人坚信战争高尚,和平可耻,而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相信的是爱之宗教,而实际上,几乎所有人信奉的都是恨之宗教。作者这样说,爱之总教育恨之宗教与各
自所激发的情感,都是判断社会现象是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两者都起作用时,才能对社会现象作出合理判断。
分析完教育的偏见,作者开始论述爱国精神的偏见。作者说,过分的爱国主义使一个人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及其他社会。在我看来,这种偏见,就是认为自己国家所做的事情,不管对或错,都认为是对的,从而在认识别国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偏见。作者认为,爱国精神对社会学认识有扭曲作用,这种作用从古至今都显而易见。
谈完爱国精神的偏见,作者开始分析阶级的偏见。作者指出,阶级的偏见也是本能的利己主义。个人具有利己主义,结果个人组成的阶级也具有利己主义,除了个人各自进行的努力之外,个人具有的利己主义还是个人共同努力,以从社会活动的总体收益中得到不正当的一部分。社会中的大阶级以地位相区分,次阶级以专门的职业相区分,分别联合,分别设立维护自己利益的机构,而提出的原因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阶级产生的原因,人们因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不同阶级的人会对同一事情产生不同的观点,一旦出现利益冲突,阶级之间的斗争会更激烈。所以,作者这样说,阶级偏见是社会学观点出现更特殊的偏差,它也会产生一些障碍,阻碍人们在社会学研究中正确地思考。
然后,又说了仅次于阶级偏见的政治偏见,这些偏见使人们对法律和政治形式上的过度信仰;在有些人中还存在着一种模糊的理念,认为有可能很快出现一种比现在事物更好的东西。作者说,一般的政治偏见扭曲了人们的社会学概念,认为社会学观察的作用是为了维护社会是政治家所制造出来的某个东西这一概念,并将注意力从社会演化现象上移开。
接着,涉及到神学的偏见。在我看来,神学偏见主要是说了宗教信仰的问题。简要地概括说,神学偏见很容易遮蔽了社会学真理,使人凭空预想判断许多的社会问题。
僵住客观障碍都分析完后,作者开始介绍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障碍,开始社会学研究要做以下准备,包括智力训练和生物学、心理学上的准备。
首先,作者说要进行智力训练。作者认为,在任何事情上的正确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维的习惯,而思维的习惯,部分是天生的,部分则依赖于大脑所服从的人为的影响。作者说,一种适当的思维习惯在社会学的研究上是至关重要的。为获得有助于社会学正确思考的思维方式,头脑必须熟悉每一科学种类所呈现的那些基本观念,而不应受制于某一类货某
两类科学的基本观念。因为社会学是一门这样的科学,它包含了所有其他学科的各种现象。
再次,作者谈到了生物学上的准备。因为作者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是这样认为的,社会学依赖于生物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生物学上的准备是必要的,要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在这里就不多谈了。很喜欢作者所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应如此活着,既不给他人增加负担,也不去伤害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负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接着,作者谈到了心理学上的准备。作者说,社会学结论需要心理学调查做引导。在这里不用做更多分析。在这一章中,作者的一个理论很能解释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他是这样说的,无论在那种情况下,行为都不是有知识而是有情感所决定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下水救人、见义勇为的的只是少部分人了。每个人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应该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们应该有见义勇为的胆识。但真正面对一个落水而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跃入水中救人的只是少数。在这个时候,任何会用用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但却没有那么做,此时,是他们内心的恐惧等阻止行的情感占了上风而已。这种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在公交车上让座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上述章节中,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每一个细节,在最后的一章中,作者以“结论”为标题,对自己的理论作了总结。
作者先承认,在全书中贯穿着这样一个假设:社会所呈现出的那些事实,同时或是相继发生的,和其他类别的事是一样有这自然的起源,而这以假设是在不知不觉中作出的。在谈及社会科学的困难时,总结说在客观存在的困难上,主要是在证据的收集研究方面。而主观上的,主要是情绪,在情绪中又存在许多偏见,这些都是有感情引起的扭曲判断,而很多的偏见中存在着纯粹利己主义和纯粹利他主义。接着谈及社会学所需要的初步的训练方法。作者提出,科学地研究社会学,将产生对政治、宗教和其他各种不同派别的更不公平的价值判断。在这里又体现了作者所提倡的社会有机论。他是这样表述的,社会是进化的产物,在他们不同的时期和地点分别呈现出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变化形式,提出了自然演进的社会观念:从小而简单的社会类型向着更大更复杂存在也更久的高一级类型发展,然后到达现在这种更高的类型,超越过去那些早已消失的社会的大有希望的社会类型。这种社会观念暗示着在事
物的缓慢进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多得无法衡量的变化,但在短期内只有少数这样的变化。在这里,肯定了生物学的一个观点,生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顺应了这一规律。
最后,作者这样说,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所揭示的发展理论,是一种缓和了各极端党派的希望和恐惧的理论。
《社会学研究》这本书,将读者带入社会科学的世界,向读者详细分析了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教会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是得我们队社会学研究有了更进一步得了解,不会产生误解。对于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读一些学者的原著,以便于今后更好地深入学习。
附件:读书笔记:《文化与人性》
([美]m.e.斯皮罗
斯皮罗的这本书是他的一个论文集,用简练、明了、朴实的语言论述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他是文化与个性的研究成为人类学工作中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论方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考察了密克罗尼西亚、缅甸以及以色列合作农庄的家庭关系与宗教。他是诸如结构主义、解释学、文化决定论以及符号人类学等流行的学术活动一贯的强有力的批评者;他坚持认为没有功能的结构是空中楼阁,心理的与生物的影响在形成社会时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基本思路
如果文化不是大些的个性以及个性不是小写的文化,那么什么样的结合才是理论上与经验上可行的呢?这些论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他们提出人性的理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其次,它们分析了人类家庭、婴幼儿的成长和社会化、泛人类无意识过程以及诸如恋母情节等普遍存在的精神动力丛之间的关系。
二 研究视角
斯皮罗发展了一个清楚而系统的由实地考察经验与心理的变化所修正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整体多年来为他提供了发展思想观念并从事各种现场研究计划
【篇二:社会学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
学 校:辽 宁 大 学
学 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 业:劳动与社会保障
姓 名:刘 颖
学 号:290306125
目录
一介绍文章
1.研究者目的
2.研究者的研究方法
3.研究者如何获得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是什么?
二.对本文的论述
1.优点:
2.缺点
三.个人观点
四.【参考文献】
一 介绍文章
1.研究者目的:
本文的目的旨在探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自身的变化与国家干预方式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生长并改变这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进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方式及国家——社会关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所在。
2.研究者的研究方法:
国家在小区研究中的失语是否真的意味着国家在基层社会消失?本文即以这个问题为研究起点,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力实践”为研究视角,通过观察国家与社会在日常生活之中权利博弈的动态场景,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构建和再生产出来的,以及“国家事怎样通过其干预来影响社会,以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
3.研究者如何获得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是什么?
本文具体是从发生在一个新型商品房小区中的系列故事为线索,通过四个角度,即国家限定空间中的业主自治、“民间活动”中家的“到场”与“在场”、社区运动中作为行动武器的“国家”和社会发育与国家浸入,来将目光聚焦于国家,通过追踪国家的行动轨迹和策略,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最终得出的研究结果: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提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可以达致四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是整体转型,即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导致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第二是国家与现存社会力量合作,即国家吸纳新的组织、资源、符号和力量,使它可以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第三是现存社会力量改变国家,即或者国家控制社会力量,但没能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或者产生了新的统治模式,但是由非国家的力量占主导;第四是国家未能有效整合社会,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
二.对本文的论述
1.优点:
①将社区建设设置于现实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来分析,通过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进行阐述,有说服力的说明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过程及其曲折性。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特殊的国情背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任何行为和意志都要体现党和政府。“中国的社区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行政型向半行政半自治型的发展过程, 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体制逐步取代单位体制以及城市街道体制的改革, 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的前提和基础, 伴随着社区的发展, 中国社区自治的未来模式是由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和政府的合作治理。”[1] 从本文也可以鲜明的体现出,雅芳小区由最初的自发组建业委会到后来的政府引导
的自治,和因污染问题与政府的游说、谈判都说明:中国的社区体制自身在转型,但也需要政府的“到场”,政府只有转变自身的职能,转化为服务性政府,才能给社区活动提供帮助,建立在政府组织的基础上的自治组织才能有利的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②思路清晰,结论层层证明。本文的四个角度环环相扣,有理有据。从第一个国家限定空间中的业主自治角度,得出的结论为相关制度虽然规定了小区自治的可能性,但也预留了政府干预的路径,而在具体操作中,政府很有可能借助这些合法路径,才赢扶持矛盾中的某一方面等变通性策略实现对小区治理的直接干预。到第二个“民间活动”中家的“到场”与“在场”角度,结论为在自治组织健全、运作有序的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行动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国家在基层社区的存在和重要性。第三个社区运动中作为行动武器的“国家”的角度结论为自治小区赢有能力通过协商和投票处理小区内部的治理问题和矛盾纷争,还能够就涉及小区利益和事物的问题与其他外部社会组织互动。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健全的、政府之外的社会网络是缺失的,这就决定了小区自治的另一个局限性:在面对诸多涉及小区外的问题上,还必须、也只能依赖国家的介入。第四个和社会发育与国家浸入的角度。这一角度是基于对现阶段国家力量与民众自治互动形式及其特点做的讨论,结论为对于商品房小区这样的新型城市基层空间,基于建筑物区别所有权而聚集在一起的业主群体,尽管具有积极的自治主张,但基层自治空间的有限性、自治行动资源的缺乏和发展路径的依赖性等,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生成的“社会”并非“国家”的对立物,而是浸透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尽管它们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这样一个不得不依靠国家推动与支持的社会要能够同时为社区自主整合的机制和基层社会民主发展提供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这四个角度层层深入的向我们阐述了现阶段中国自治社区发展的现状,也提供了现实性的改善途径和理论性的完善方法,让我们更有条理的发现更多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2.缺点:
正如最后作者所言,本文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侧重于国家的作用,而很少的投向社会对国家的型塑。
“根据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强弱对比,有的学者讨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模式,即强社会——弱国家模式、弱社会——强国家模式、弱社会——弱国家模式和强社会——强国家模式。”[2] “当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克服来自社会内部的威胁时,就会形成强国家,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解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威胁。由此,就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或者强国家的历史传统。其次是国家受到的外部威胁,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恶劣、面临的外部威胁越严重,国家就可能形成强国家,通过国家力量来组织和动员国内社会资源,抵御或者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确保国家或者社会的安全。从社会以及社会处理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何种模式则取决于社会自身发育的程度以及社会处理与国家关系的态度。当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存在对立与紧张关系,也存在统一与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国家要有效管理和协调社会,保证国家法律、政令和政策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有足够强的国家力量。同时,社会要依赖国家克服和解决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确
保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也需要国家保持足够强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力量过于强大,过多干预正常社会生活,甚至国家完全控制社会、一切社会事务全部由国家承办,从而抑制社会的活力,导致社会不能正常发育和社会力量弱小,人们过多地依赖国家来解决自己面临地问题。如果国家力量过于弱小,国家就会无力管理和协调社会,不能有效调节和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强大的社会集团或者社会组织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社会公众甚至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上是本人针对国家型塑社会、社会也型塑国家的交塑过程。查阅相关论文找出的结论。
三.个人观点
通过本人对本文的阅读,有如下拙见:
1.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多以居民社区民主自治体制建设为起点,而本文的事例是以社区自发自治的道德滑坡结束的,进而到政府引导的自治。本人不认为仅仅像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没有政府的介入而存在道德问题。还存在着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的缺失。即老百姓不相信政府真是在为他谋利益,政府能够为他谋利益。当在阅读这篇文章时,疑惑着如果起初的以陈玲为代表的业委会没有存在道德问题,居民自治是什么样的结果,国家是不是真的就“看不见”了?而政府的合理性介入,让老百姓“看得见”又是否真的会带来积极的作用呢?
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是重建社会信任,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在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随着一些惠民决定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定会绝大地拉近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即社会与国家的距离,定会使人民群众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增加安全感、信任感、公平感,从而极大地增强百姓认可的公平,从而增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构。
2.个人认为中国社区的发展单单靠像赵兵等人义务奉献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是不够的,更需要社区内的人员全体参与,更重要的是树立责任意识。社区作为一个接受政府指导的自治体,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社区居民在平等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扩大和落实居民参与权,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参与法制化、制度化和有序化是发展基层民主,促进当代中国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上是本人针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的读书笔记,请老师斧正。
四.【参考文献】
[1]吴志华: 大都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
[2]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载《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吴克昌
《中西方文化与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杨红娟
《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杨振宏
【篇三: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第一章 前景
普通人个人困惑 也不将个体遭遇与集体结构联系 因为不知道 因为社会变化快
米尔斯认为在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普通人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
有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啥问题也能到公共空间解决了
14想象力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身入其境才有切身感受。 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14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15三个问题:(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查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15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 监狱 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家都要问这些问题。它们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是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觉转化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觉切换到他人的视觉,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 最间接地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两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它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
16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
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与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因而,表述及解决这些困扰就可能有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困扰是私人事务:他感到自己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17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们涉及到许多处于类似处境的组织,这些组织进入到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它们涉及到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的方式。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它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收到了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这个争论往往没有焦点,即便这只是因为不像广为流行的困扰,论题的本质在于它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 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感受价值未被威胁则体会幸福 感受价值受到威胁则体会危机感。所有价值都被威胁则恐慌
如果不知道珍视什么价值则漠然
21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受到威胁的价值往往却既未被普遍承认为价值,也未被普遍感受到威胁。许多个人的不安未被表述明确;许多公众的心神不安和具有重大的结构关联意义的决策从未成为公众论题。一些人接受了传承的价值,比如理性和自由,对他们来说,焦虑本身才是困扰,淡漠本身才是论题。这种焦虑和淡漠的处境,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
有这些理解力,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25正是科学的人文涵义和社会角色,它所引起的军事与商业问题,它的政治意涵,在经受众说纷纭的重新评价。
25现在,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暧昧的因素。
27我写本书的目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我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需的东西。我想以这些方式揭示当代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应用,并以有限的篇幅记述它们目前在美国的处境。
30我相信所谓经典的社会分析是可以定义,可以应用的一套传统;相信它的基本特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恼直接关联的。我也相信目前的社会科学及其学术语政治环境中,这一传统的延续面临巨大的阻碍。但是形成这一传统的诸多心智品质正在成为当代全部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而且,不管它们多么含糊不清,处于多么令人困惑的种种虚饰之中,它们正被人们感到是一种需要。
31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以及马克思 斯宾塞和韦伯那里,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尝试,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历史性和系统性的。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处理和用到有关过去的材料,所以是系统性的,是因为它如此做的目的是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很容易偏向于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的先知性的观点。
第三个趋势: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虽然到1914年左右,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支柱,而且德国理论的影响也很大,经验调查却很早就在美国占据中心地位,这部分是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设置早于社会学。在此情况下,只要社会学被定义为对一些社会专门领域的研究,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其中有城市和家庭研究,种族关系研究。政务我们即将看到的,造成的这种大杂烩被转化为一种思考类型,我将用自由主义实践性这一术语来考察它。
34在英国,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在许多英国新闻评论、小说以及历史著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很好的发展。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二战以来,法国反思性思想的迷乱与大胆依赖于对我们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方面特征的感受;但这些潮流是由作家而非专业的社会学家推动的。不过我仍采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因为:1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社会学家2我的确相信,历史地看,经典的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多的也更生动的表现了这一心智品质3鉴于我将批判的考察许多过于精细的社会学流派,所以,我需要依据一个反对性的术语。
35第二章 宏大理论
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门如此深入的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究竟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
37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们如此深入地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终究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
38 人们往往共享许多标准,并彼此期望坚持它们,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所在的社会将是有序的。 共享的符号系统中的这样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价值,它可作为在不同取向(环境中本身存在这些取向可供人们选择)中作出选择的判据或标准。……但根据符号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行动整体中区分动机取向方面和价值取向方面。价值取向方面不关心事情所期望状态(根据满足-剥夺的平衡)对行动者的意义,而关心选择标准本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价值取向的概念是一种逻辑上的工具,用于阐述融入行动系统中的各种文化传统之关联的核心特征。
根据以上所述的规范性取向的由来和价值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价值都包含可被称为社会参照的东西……行动系统的一个内在特性便是行动乃是——用个术语表达——规范性取向的。而正如我所表示的,这一点来源于与期望有关的概念及其在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行动者追求目标的行动阶段时的地位。从而,期望,与人们称为互动过程中的双重偶变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要的秩序问题。在这个秩序问题中,也许可以区分出两个方面,使交往成为可能的符号系统中的秩序,以及动机取向与期望的规范性方面的互补关系之中的秩序,即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
因此,秩序问题,从而稳定的社会互动系统——即社会结构——整合的本质,集中于行动者的动机与规范的文化标准间的整合,在我们的人际情境之中,这些文化标准把行动系统整合起来。根据前一章所用的术语,这些标准是价值取向的模式,并由此成为社会系统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部分。
还存在这样一种对应相合的双重结构。一方面,通过标准的内化,服从它会对自我具有个人的、表意性的以及工具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我会把自我的行动作为约束,建构他我的这些反应,是自我对标准服从的一个功能。所以,作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倾向的一个直接方式,自我的服从与其他人的服从趋于一致,成为获取他人支持性反应与避免他人不利性反应的条件。如果,与很多行动者的行动相关联,对某一价值取向标准的服从满足了这两个尺度,那么,在系统中任何一个给定行动者看来,这个服从既是满足他自己需要倾向的方式,也是优化其他有影响力行动者反映的条件,那么,这个标准就可以说被制度化了。 就此意义而言,价值模式总是在某个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所以,期望系统总是有两方面内容,它们与期望系统相联系而整合到一起。一方面,存在某些期望,它们与行动者或自我的行动有关,并部分的设定了行动的标准,而这个行动者他我也被看做是一个参照点;这些是他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还有一套期望与他人不太确定的可能反应有关——这些期望被称为约束,而根据它们被自我感觉为使促进满足还是剥夺满足,又可将之分解为正面约束和负面约束。从而,角色期望和约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互补性的。对自我而言是约束的东西,对他我而言则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
于是,根据与一定互动情境有关的期望,组织而成一个个体行动者的取向系统,而角色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套标准又在互补性角色中左右了自我与一个或多个他我的互动。这些他我不一定是一组特定个人,可以包含任何一个他我,——一旦他我与自我发生了互补性互动关系的话(参照共同的价值取向标准,这种互动关系中含有不同期望的互给性)。
角色期望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约束的制度化,显然有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是两套变量的功能:其一,是那些实际影响人们共享价值取向模式的变量,其二,是决定了人们动机取向或承诺满足相关期望的变量。通过这两个渠道,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这种制度化的程度。不过,还存在与完全制度化对立的一级,即失范,它是指互动过程中,缺乏结构化的互补性,或者换句话说,(就上述两套变量意义而言)规范性秩序的彻底破坏。不过,它是个有局限的概念,还没有哪个具体社会达到它所描述的地步。正是由于制度化的程度不同,所以失范的程度也有不同。这二者互为对立。
对于正被讨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结构,可以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我们应该把制度视为社会结构中比角色层次更高的秩序单元,实际上,它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的角色模式或角色模式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复合体。
或者用其他话来讲,人们行动,彼此相互支持或反对。每个人都考虑其他人在期望什么。当这些互有的期望足够确定与持久,我们就称之为标准。每个人还期望他人对他所做的事予以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
反应为约束。有些反应似乎非常令人满意,有些则不是。当人们由标准和约束指引时,我们可以说他们在一起扮演角色。这是个方便性的比喻。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制度的东西最好定义为一套差不多较为固定的角色。当在某个制度中,或者由这些制度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中,标准和约束不再控制人们,那么,按涂尔干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出现了失范。从而,在一头是制度,标准和约束都是和谐有序的,在另一头,则是失范:如同叶芝所说,中心不再稳固;或者如我所说,规范性秩序已经被破坏了。
40事实上,宏大理论家的许多思想,被转述过之后,都差不多是可在许多社会学教科书中见到的标准思想。 41帕森斯写到:从动机上考虑,人们对共同价值的依附表明,在支持价值模式方面,行动者有共同的情感,这些共同情感可被定义为它们表明了:人们把对相关期望的服从看作是一件好事情,而这件好事情却相对独立于可以从这种服从中获得的任何具体的工具性有利条件——比如说,避免了负面约束。而且,这种对共同价值的依附,尽管它可能与行动者很切近的满足性需求相适应,总是还具有道德的方面,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服从规定了行动者在他参与其中得更广大的社会行动系统中所担负的责任。显然,责任的集中点,乃是由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集体性。
最后,很明显,在其所处的具体结构中,支持这些共同价值的情感一般并不是有机体各种先天生理习性的明确表现。总体而言,它们是学习来的或习得的。而且,它们在行动取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并不是成为被认知并被适应的文化客体,而是成为开始被内化的文化模式;它们构成了行动者本人个性系
统结构中的一部分。因为,如人所言,这些情感或价值态度是个性中纯粹的需要倾向。只有通过内化制度化了的价值,才会在社会结构中产生行为动机的真正整合,才得以驾驭更深层次的动机,以满足角色期望。只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时,才有可能说一个社会系统是高度整合的,集体利益和它组成成员的私人利益达成了一致。
我们应该认为完全的一致性是个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像人们都知道不可能存在没有摩擦的机器。虽然还没在经验上发现一个社会系统中动机的完全整合(它具有一套完全协调一致的文化模式),但是这么一个把社会系统整合起来的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此段为帕森斯的脚注)
人们的不同个性组成了被内化的需要倾向结构,把此结构与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相整合,这是社会系统动态过程的核心现象。除了那些转瞬即逝的互动过程之外,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要依赖与这种整合的程度,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中具根本性的动态定律。对于所有声称为对社会过程的动态分析,它都是个主要的参照点。
或者用其他话来讲:当人们共享相同的价值时,他们趋向于依照他们所期望于其他人行动的方式来行动。而且,他们往往把这种服从看成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甚至在它似乎违背了他们切身利益之时。这些共享的价值是习得的而不是遗传而来的,这一点并没有使它们在人类动机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它们成为人格本身的一部分。正由于这样,它们把社会联结到一块,因为被社会所期望的东西成了个人所需要的。对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来说,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如果我要分析我所持续关心的某个社会话题的话,将把它作为我主要的出发点。
42任何思想,任何书当然都是即可用一句话,也可以用20卷书表达出来。这是一个说明某个东西需要用多么全面的陈述,以及这个东西显得多么重要的问题,它能让我们理解多少经历,它能让我们解决,或至少是陈述的问题范围有多大。
43用四段话来转述帕森斯的整本书:
让我们来想象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也许可以把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看做是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平衡。可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个比喻。因为我想让你把我的概念:社会均衡看作真实之物。
主要有两个方式来维持社会均衡,一旦其中之一或二者都无效,则会造成失衡。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的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社会行动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以及他们让自己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当然,对于规矩,我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一般被期望或约束的任何
什么行动。
而确实让我有点迷惑的问题是: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和和控制手段都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根据我的社会系统的系统性和一般性理论,我对此不能很好地解释,还有一个问题还不是像我所想要的那样清楚:我应该如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历史呢?对这两个问题,我建议你无论什么时候碰到它们,都要进行经验调查。
45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的回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它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地 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
米尔斯认为,要下好定义。这些心智习惯是形成系统性思考的关键,而不具备它则是形成概念的拜物教的关键原因。
48合法性或正当化的符号。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莫斯卡的政治手段和伟大迷信 洛克的主权原则 索雷尔的统治神话 t 阿诺德的民俗 韦伯的合法性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 马克思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 卢梭的公意 拉斯韦尔的权威符号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 斯宾塞的公共情感——所有这些和其他类似术语表明这些分配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居于中心位置。
49现在,帕森斯和其他宏大理论家成为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的东西主要与合法性的支配符号有关。确实,这是个实用重要的主题。符号与制度结构间的这些关系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些符号并没有形成社会中的某个独立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在于人们运用它们来证明或反对某种权力安排,以及在这种权力安排中有权者所处的位置。它们在心理上的相关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成为依附或反对某个权力结构的基础。
49正如爱默生所说,政府并不一定来源于人们得到的认同。而要是相信政府却是来源于到的认同,则是把它的合法性和产生它的原因相混淆。如果却有某社会中的人正好具有这样的道德认同,这要依赖于下述事实,即制度的统治者成功的垄断甚至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
50米尔斯认为,当制度性秩序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成员接受了该秩序的合法性,当根据这些合法性,人们成功的声称,或至少能保证他们自鸣得意的声称保证了服从,我们方可谈论共同价值。于是,这些符号被用于规定环境,被看做评价领袖和追随者的标准。当然,只有极端而纯粹类型的社会钢结构,才显露出这些普遍的、核心的符号。
在另一个极端,存在某些社会,其中有一套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并通过暴力与暴力威胁强加了它的价值。这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结构。因为正规的纪律能有效的制约人们,而且有时候,除非他们接受了对纪律的制度性的要求,它们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51强调这种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一致的力量。言语和行为之间有出入往往是人的一个特征,但争取一致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人性或社会学的原则,或受宏大理论的律令,先验的判定在任何给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很完整的想象出一个纯粹类型的社会,它具有非常有纪律的社会结构,在其中被支配的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放弃他们被规定了的角色,但是却一点也不共享支配者的价值,于是他们根本不信任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了奴隶的船,船上浆的规律运动使划船者沦为机器上的齿轮,监工的暴力只是偶尔需要一下。奴隶甚至不必清楚船的行驶方向,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激起船长的愤怒,这名船长是船上惟一能看见前方的人。不过,我可能已经在开始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52在这两种类型,即共同价值的系统和强加的纪律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整合。大多数欧美社会都融合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的统一性中杂合了各种合法性与强制。当然,任何一种制度性秩序可能都是这种情况,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像家庭这样的神圣的小群体,统一的共同价值也绝不是必不可少的;不信任和痛恨也许正是把一个人人关爱的家庭为系在一起的前提。
53我们必须记住,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中世纪那样显得有权威;对他们施加权力来说,统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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