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重塑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以及艺术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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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艺术评论》202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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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被重新检视并解构，消弥城乡差别的一体化建设与保护乡村人文肌理和自然资源的相互砥砺，在互联网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的作用下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强大动能和契机（美丽乡镇、新农村建设、艺术乡建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这一战略不仅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对立，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的重要指针。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都包含了极为丰富和宏大的文化命题。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和血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构建了乡村之于中国绵厚而深远的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后工业时代，如何延续和发掘传统文化的文脉和根性，寻求面向未来的发展动能。由此，我们得以分析地方重塑语境下的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就不再是一个空泛和形而上的议题。只有如此，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就会坐实于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的实践过程中。渠岩教授的乡村实验反映了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体系为基础的社会性再造以及艺术介入的策略。
一段时期以来，艺术乡建与美丽乡村计划一样，成为时髦的热词。不少游离于乡村文化肌理乃至村规民俗的艺术介入并没有改善乡村的文化景观，反而加剧了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样式移植和思想“绑架”。换言之，乡村永远是乡民的家园，不是艺术家和策展人权力话语的舞台。艺术乡建的目标并不是立足城市本位对乡村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进行强势干预性的植入，而是立足于乡村文化传统以及当下语境的乡村文明的复兴。渠岩在广东顺德所进行的乡建实践及其“青田范式”堪可一见这种思维逻辑的理念和端倪。2019年12月12日，在广东顺德杏坛镇青田村青田乡村建设展览馆开馆暨《青田范式—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展览开展。这是中国艺术乡建第一人的渠岩教授继山西许村后的又一艺术推动乡村复兴计划和实践的成果展示。展览通过图片、影像、模型、装置等媒介形式呈现了在地文化传统与时代相接续，构建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形态，从而揭示地方重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蕴藏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央视也曾经对青田的艺术乡建作专题报导。在这期名为《回归家园》的节目里，节目组带着“时代变迁，家园还在吗”和“传统村落，价值是什么”两个疑问走进青田村。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文化地理发生了强烈的变化态势，乡村“空心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危殆深刻影响了乡村主体性的建设与发展。节目首先从青田村保留着传统村落的基本形态、建筑风貌、传统风俗和仪式，以及青田村民竭力保护历史遗存和对家乡的珍视和热爱等多个层面，肯定青田村的文明价值，阐述青田成为渠岩“家园”实践基地的原因。渠岩为青田复兴提出“青田范式”九条，从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等九个方面描绘出青田乡村振兴的蓝图。渠岩认为，希望通过修复家园，延续乡村文明历史和民俗传统，对接现代生活，从而重建乡村生活，带动更多本地人回馈乡村，最终达到振兴的目的。
从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农耕文明之中汲取养料，由于它维系着中国人哲学、宗教、伦理乃至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自然成为我们当下进行地方重塑至要的利基点和逻辑起点。诚然也是我们接续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利基点和逻辑起点。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文脉的回溯远非止于对过去传统价值理念简单的、孤立的、线性的表达，而是立足当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缅怀和致敬;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发展的思维动能所在。
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推演二十余年之后，一股反全球化的思潮风生水起，同时，在当代艺术领域不断呈现的全球性议题，即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掘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以及新型人地关系的社会生态。这也是地方重塑实践所要达成的目标和愿景，在对传统文化保护性开发的基础上，形成当代性的表达和转换，从而以乡村文化为本位，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让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序落到实处，进而获得乡村振兴以及生活美学的在地性的价值阐发。显而易见，要达成这一目标和愿景，必须反映和拓展对当下文化观察更为宏大的视野。
地方重塑语境下的鄉村振兴不是一窝蜂地以城市本位强势介入乡村的流行风潮，而是需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里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这也是在对历史的反刍和对现实观照之后获得的启示。
一是坚持在地性（Site specific art）原则，这是地方重塑及其艺术乡建过程中重要的元素。艺术的在地性就是在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境遇之间建立一种链接，构成一种上下文的语境。在地的自然地理、现状和历史以及与所有地缘相关的信息都会成为“开放源码”被采集和共享。江南的徽州所呈现的丰富的历史造性的转换获得承前启后的“创新性发展”。如《徽州大观》展览里的开新板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或许，未来人们可以回归田园，依靠的不仅是资金投资，而是智力投资，用科技修复自然生态。老宅里，贤母依然重教，只不过用的是ipaid和电脑等工具。在享有盛名的传统书院里，人们对着电脑继续深造。在人才教育基地，老乡在读莎士比亚的原版，老外也同样读着《道德经》的原版，即时转译即时阅读，真正数字时代的地球村。因此，也需要对于互联网文化在当下以及未来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给予充分重视，并善加利用。
二是区域整合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的文化本位。以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为标志的区域整合战略带动了相关区域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这种以经济驱动发展的经济社会本位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还是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强国的战略，新一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不仅是消弭城乡二元对立和农村现代化的经济行为，也是在新的区域经济和地缘文化发生深刻变化下的文化复兴。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类从政治本位社会发展到经济社会本位并走向文化社会本位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和趋势。目前，随着通信与交通的高速发展，一小时生活圈和一日生活圈在区域和跨区域间形成，旧的地缘关系不断被打破，新的文化地理架构在不断重构。以长三角的区域发展而言，它所依托的江南文化腹地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的利基和在地性价值的实践基础。换言之，江南文化乃是在地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的核心资源和“创造性转换”的标的物。尽管以文旅结合驱动的策略还是反映经济的杠杆作用，例如文创产业化的推动。然而文化为本位的思维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阐发。从渠岩在山西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的乡村实验堪可看见这样的策略和努力，包括非遗的保护性开发等。同样，莫干山镇的案例也是文旅结合驱动策略的一种范式。上海美术学院与在地政府合作推动地方重塑的社会实践和美学实践，立足和关注在地文化的特色资源，譬如民国文化与欧陆文化交融的建筑资源和文脉的发掘，以开放性的思维和当代设计理念进行非遗文化的保护性开发，在尊重在地自然风貌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开发、规划和建设旅游景观和休憩文化。莫干山镇被评为中国最美乡镇之一，重要的是它能依托长三角经济带的文化地理优势，在新的一轮城镇建设大潮中脱颖而出，而不致于陷入千城一面千镇一面的窠臼，显然在于特色的在地文化的营造，走出一条“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特”的地方重塑之路。另外，类似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在中国的样本移植，如北川富朗策展的桐庐大地艺术节也结合地缘文化的在地性表达，其传播和艺术植入都具有当代呈现的形态，并反映了当代生活背景之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关系。这不啻是地方重塑语义的正解之一。
再则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地方重塑中的意义。就幅员而言，农村远比城市来得更为广阔。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地方重塑的重要目标以及乡村振兴的圭臬所在。生态文明思想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脉和基础。中国古代即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诚然就是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所以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共生是亘古及今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由此对于自然资源保护和尊崇自然规律也是古今皆然。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就是维护生态平衡，得以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发展理念。反之，逆自然规律，则会陷入“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绝境。今天我们正面临着空前的环保危机，由于人类过度的开发和无以遏制的欲望，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无数的水体遭遇污染，以减碳低碳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成为地方重塑以及乡村振兴过程的主旋律。因而，绿色发展乃是坐实于地方重塑全程的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无论从历史纵深的文化视角，还是从当下国家战略的维度加以观察，乡村振兴作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其乡村文明的复兴乃是根本的核心，农村现代化并不是城市现代化的拷贝和翻版，而是在地方重塑语境下城乡二元发展的新路径。地方重塑的理念在于“关注空间环境，关注人文、历史脉络与公众日常生活，体现出公共艺术对于重塑城市文明及重塑城乡文化生态的意义。”（《地方重塑案例解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无论如何，以艺术乡建介入乡村振兴运动，必须契合在地性和以乡村为文化本位的策略和思维逻辑，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支点和圭臬，充分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至高理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利基和逻辑思考起点，从所谓的“返本”开始，走向“开新”的格局，依托的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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