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蹊跷的涉外命案
父子俩神秘失踪
2003年5月4日，这一天既是“五·四”青年节，又是个星期天。春风摇曳，清风微暖。清晨的威海码头喧闹、忙碌、充满生机。
上午9时左右，从韩国开往威海的金桥号客轮缓缓停靠码头。阳光下，打扮时髦、颇有气质的韩国中年女士陈一楠从轮船的舷梯上缓缓走下。
下船后，陈一楠立即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沿着海滨洁净、宽阔的马路，向经济技术开发区疾驰而去。车窗外是满眼春色，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一楠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风景，此时此刻，她正焦急地思虑着她的儿子。眼前美好的景象和陈一楠暗淡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紧张地思考着近一个多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情。
九天前，也就是4月25日，陈一楠坐上了烟台开往韩国的轮船。4月26日下午，她给丈夫李哲志打电话报平安说：“哲志，我已经安全到达。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4月27日上午，陈一楠又给正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李顿友打了一个电话，儿子说：“妈妈，现在北京'非典’闹得正凶，学校已经停课，我偷偷从学校跑出来买了飞机票，我乘坐今天下午的飞机到威海，我在威海父亲那里玩几天就回国和您团聚。”
陈一楠反复叮嘱说：“你到达威海后马上给我打电话。”
“妈妈，您放心！我到威海后就给您打电话。不要挂念！”
“儿子！一路要小心！妈妈等你的电话！等着你回到我的身边来。”陈一楠的声音十分温柔，她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她的小儿子。一时间，思念充满她的心头。她最担心的是怕儿子在北京被传染上那可怕的“非典”。那天晚上，陈一楠一直等着儿子平安到达威海的电话，却一直没有等到。陈一楠心急如焚，难道是飞机出了问题？那一夜，她失眠了。
从28日凌晨5点钟起，陈一楠就开始打儿子的手机，一直没有打通。无奈，她打丈夫的小灵通，也没有打通。她又打丈夫在威海住宅的电话，电话是打通了，可电话响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接。陈一楠的思绪很纷乱，心里七上八下。她搓着两只手，在地上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28日和29日这两天，陈一楠不知道给丈夫和儿子打了多少次电话，就是没人接。陈一楠冥思苦想时，忽然想起她在威海还有很多韩国朋友，何不叫他们到家里看看。想到这里，陈一楠似乎觉得有了一丝希望，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号码，焦急地说：“我儿子李顿友昨天下午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威海。说好到了威海就给我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报平安电话。我给老李居住的209室打电话，老李也不接电话。不知怎么回事。你们快到209室看看，他们父子俩在不在家？”
一个小时后，陈一楠在威海的韩国朋友回了电话：“我们去了209室，敲门没有人开，看起来家里好像真的没有人。”
“是不是得了'非典’，病倒爬不起来了？”陈一楠胡思乱想，心惊胆战，当然她想的最多的可能是父子俩遭遇了什么不幸。过了一会儿，她又给另外几个在威海的韩国朋友打电话：“你们最好想办法能进去看看，他们父子俩到底在不在家？”
陈一楠在威海的第二批朋友到了209室，敲门还是没有人开。这几个人就借了一个木梯把209室的后窗户的铁栏杆拔掉了一根，然后钻进了屋里，每个房间看了一遍，确实一个人也没有。只见房间物品摆放整齐，没有什么异常。他们马上给陈一楠回电话：“我们进去仔细看过了，房间里的确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星期过去了，陈一楠和丈夫、儿子完全失去了联系。她的大脑里闪现出各种猜测和想像，她在韩国实在是呆不住了。陈一楠最担心的是宝贝儿子李顿友的安全，在她的心目中儿子最重要。她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在天之父啊！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陈一楠于5月3日晚上匆忙买船票坐上了从韩国开往威海的金桥号客船。
出租车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客隆小区4号楼前停下，陈一楠付司机钱后就急忙走下出租车。阳光灿烂，是那种照在身上很舒服的温暖。她心里说，儿子，我回来了！你在哪里啊？她安慰自己，一切都会搞清楚的。想到这里，她多日来烦躁不安的心绪，稍稍平静了些。
陈一楠在4号楼下碰见了她的义女女翠静，两人寒暄了一阵，牵着手上了二楼。陈一楠拿出钥匙打开了209室的房门，一股异味飘进她的鼻孔。陈一楠自言自语说：“看起来，这父子俩真的不在家，家里的剩菜剩饭都腐烂发霉变味儿了。这父子俩上哪里去了呢？他们能上哪里去呢？”
屋里死一样寂静，没有一个人影。陈一楠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的各个角落，物品摆放还算整齐，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陈一楠打开所有的门、窗户，房间里的怪味随着飘进来的新鲜空气而消失。陈一楠开始擦洗，翠静帮助清扫。碗柜里的饭菜果然都长了绿毛，厨房里的水果也都腐烂了。
陈一楠和翠静把房间收拾干净后，给在威海的韩国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回来了。”简单地聊了几句就放下了电话，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又开始琢磨丈夫和儿子的去向：这父子俩出去游玩了？她蓦地想起李哲志手里有4万多元钱。前不久，李哲志兑掉了他的梨花烧烤店，除去还债还剩下4万多元钱。陈一楠清楚地记得，为了安全起见，李哲志当时把仅有的4万多元人民币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南面卧房的暖气木罩内。
陈一楠想，那笔钱应该还在暖气罩里才对，就算他们父子俩出去玩也只能带一少部分。她打开暖气木罩一看大吃一惊，那个用报纸包得方方正正的包不翼而飞了！瞬间，陈一楠的脸上就像笼上乌云的月亮般黯然。她的内心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我的老天爷，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陈一楠呆了一会儿又想，该不会是他在走之前把那笔钱挪了地方吧？她在几处可以藏匿钱的地方又仔细翻了一遍，仍旧没找到那笔钱的踪迹。这老头子能把钱藏到什么地方呢？陈一楠又到床箱里去找，她拉开床箱门，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呛得她差点呕吐。她禁不住用左手捂住了鼻子，右手伸到床箱里随意地拨拉了一下，看看那包钱是否在床箱里。
这一拨拉不要紧，她的手竟然触摸到了一只冰凉的人脚！陈一楠不寒而栗地“啊”了一声，大脑中闪现出一个念头：家里出事了！李哲志出事了！被人杀害了！
她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房子周围，没有什么动静，她镇定了一下情绪，拨打110报警电话。说了一大堆韩国语，值班的民警听不懂。陈一楠只好让翠静替她报警。翠静名义上是陈一楠的义女，实际上是她呼来唤去的小保姆。她们“母女”虽然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翠静的韩国话还是说不好，陈一楠说的话她只能听个大体意思。翠静在电话中对民警说：“我是4号楼209室。这里住的是韩国人，女主人陈一楠说她丈夫没有了，让你们警察赶快过来！”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蒿泊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所长韩培军马上派民警潘涛和于晓伟赶往4号楼209室。
潘涛和于晓伟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赶到，陈一楠正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边哭边诉说着，诉说的是什么两位民警谁也听不懂。潘涛对翠静说：“让你的主人马上找个韩语翻译过来。”
翠静用手比画着用半夹生的韩语对陈一楠说：“这两个警察说，让你马上找个会说中国话的韩国翻译过来。”陈一楠听明白了，她停止了哭泣，马上给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让她赶快过来。一会儿就来了个名叫尹金花的30岁左右的女士。尹金花把陈一楠哭诉的内容翻译给两名警察说：“陈一楠说，她的丈夫李哲志死了，尸体在床箱里。她的儿子李顿友也下落不明，让你们赶快破案，尽快找到她的儿子。”
潘涛对尹金花说：“保护发案现场是我们警察的责任，你告诉她们几个就不要再进房间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陈一楠哭哭啼啼地打开了209室的房门，潘涛和于晓伟发现一进门就是客厅，南面一个房间，北面一个房间。房间里所有窗户都开着，室内打扫得一尘不染。于晓伟直接进了南面房间，潘涛快速奔向北面房间。北面房间里放着一张单人床，潘涛打开床箱盖，见到的是一堆卷起来的画轴。潘涛用手去拨拉一下摆放在上面的画卷，没发现什么。他正想继续往下面寻找，就听到了南面房间里于晓伟的惊叫声：“潘涛！老潘，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潘涛急忙盖上北面房间里的床箱盖，快速跑到南面的房间。南面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床箱门已被于晓伟打开。潘涛走近床箱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雪白的人腿！潘涛疑惑地问：“是真的吗？怎么像是商店橱窗里摆设的塑料模特的假腿呢？”
于晓伟一脸严肃地说：“你仔细看看，这腿上还长着黑黑的汗毛呢，是真的人腿啊！”潘涛仔细一看，的的确确是一条人腿。两名年轻的警察意识到这套房子里果真发生了一起命案。潘涛当即用手机向派出所韩所长作了汇报。
韩培军立即向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副局长李桂模报告了案情。
一尘不染的犯罪现场
11点45分，刚端起饭碗的李桂模接到辖区蒿泊派出所韩培军所长报案：“李局长，华客隆小区4号楼209室，有个韩国人被人杀死在房间里。”
“外国人被杀了！”李桂模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他放下筷子，马上向威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丛培浩报告情况，一边向分局赶去。
此时此刻，威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丛培浩，正陪着70多岁的老父亲吃中午饭，饭桌上的气氛很温馨。平时忙于工作，丛培浩很少有时间和老父亲团聚。这个星期天中午，他从百忙之中好不容易抽出午休时间到威海市郊看望老父亲，和老父亲一起吃顿家常便饭。和儿子同桌共餐，丛老爷子十分高兴，他满脸的皱纹里都爬出了缕缕笑意，话也比平日里多了许多。丛老爷子关切地说：“培浩，近来你可又瘦了，平时不能总忙工作，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毕竟也是40多岁的人了。”
丛培浩连声说：“爸，您放心，我会注意的。”父子俩光顾了说话了，菜还没吃上几口，丛培浩的手机骤然响了起来。
李桂模在电话中焦急地说：“丛局长，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客隆小区4号楼209室有个韩国人被杀死在房间里，请求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给予支持。”
“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到！”丛培浩立即放下筷子，头脑中瞬间闪出一连串的问题：外国人被杀，这案子太大了，影响也太大了！他来不及和老父亲告别，就奔出了家门。
十几分钟后，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赵锦聚、副局长李桂模率刑警队侦查员，市公安局副局长丛培浩率刑警支队侦查技术人员、法医先后到达案发现场。
丛培浩命令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寿波、技术科副科长冷伟鹏带技术员和法医勘查现场，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吉忠带另一路人马负责外围的调查工作。
中心现场209室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除了派出所两位民警和陈一楠进入现场后对室内有少许翻动外，无明显翻动痕迹。
侦查员在室内南侧偏西房间的床箱内，发现一具50岁左右的男尸。受害人穿着内裤、袜子，未穿鞋。尸体用一块大塑料袋包裹，头部缠着多层黄色胶带。
负责调查外围情况的侦查员很快向丛培浩报告说：“丛局长，陈一楠说她儿子李顿友4月25日从北京回到威海，也不见了踪影。”
李桂模沉重地说：“看起来，陈一楠的儿子也是凶多吉少。”
丛培浩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对李桂模说：“陈一楠的儿子很可能也被害了。他的尸体应该就在这套房子里！”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旧没有找到陈一楠的儿子李顿友的尸体。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30分了，王寿波和冷伟鹏检查到北面房间里。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下面也有床箱。这张单人床已经有人检查过几遍了，陈一楠找钱时打开过，派出所的民警潘涛打开过，技术组的民警也打开过，谁都没发现这张单人床箱内有什么异常。
丛培浩副局长说：“凶手作案后不可能带着李顿友的尸体离开这里，尸体应该就在这几个房间里，继续找！”
王寿波副支队长又一次打开了北面房间里单人床的床箱盖，只见床箱上面放着四个卷起来的画轴，画轴的下面是一个电热器。王寿波把上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用手往下一拨拉，摸触到一个冰凉的硬物。王寿波仔细一看，一个雪白的膝盖映入眼帘，他大声喊道：“丛局长，尸体在这里！”
这是一具年轻的尸体，死者身穿短裤，脚上穿着旅游鞋，双脚被捆啤酒的塑料绳绑着，双手被胶带封缠，整个尸体装在一个特制的大塑料袋里，脸朝下蜷曲在床箱内。
丛培浩分析说：“从两个受害人一个没穿鞋一个穿鞋分析，证明没穿鞋的受害人先进屋，刚脱鞋还没来得及换上拖鞋，穿鞋的受害人还没来得及脱鞋就遇到了歹徒。看起来歹徒是尾随两个受害人进来作案的。捆啤酒的塑料绳和塑料袋应该是就地取材。”
经检验，这两具尸体颈部均有掐痕，膝盖处有皮下淤血及表皮擦伤。李哲志口腔黏膜有损伤，李顿友手上有不太明显的抵抗伤。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凶手抢劫杀人时，曾捆绑被害人手脚、威逼被害人下跪，采用掐脖子、胶带缠头、捂压口鼻等手段，致受害人死亡后移尸于卧室床箱内。
经陈一楠辨认，死者正是她的丈夫李哲志和儿子李顿友。
被害人李哲志，韩国人，52岁。被害人李顿友，李哲志的儿子，21岁，北京某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大三学生。
“麻烦了，两个外国人被杀害了，这是通天大案啊！”丛培浩马上把情况向市公安局局长任学增和省公安厅作了汇报。
北京当时正值“非典”疫情高峰时期，人人谈“非”色变。因为李顿友是从北京疫区来的，是不是“非典”还不清楚。时间不允许再等待和犹豫，为了尽快确定被害人的死因，就是“非典”也得解剖。四名法医和两名技术人员身着防护服，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进行了尸体解剖和技术鉴定。
法医检验李顿友尸体时发现他肺里的积水很多，具有“非典”的症状。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只好按“非典”病人处理了尸体。并按有关规定，立即对参加尸体解剖的4名法医和2名技术人员进行了隔离。原本警力就不足，又隔离了6位技术主力人员，给专案的侦查工作带来了难以想像的困难。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名被害人均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整体来看，凶手作案时现场翻动不大，作案后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地清理。陈一楠对室内财务进行了清点，现场被劫小灵通电话一部、手机一部、照相机一部、韩国产薄棉被两床及43000元人民币等财物。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霞已经把西天涂抹成一片殷红。侦查技术人员大失所望，因为从发案现场上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只在装尸体的床箱内侧发现了一枚粗布手套印纹。凶手戴手套作案，逃跑前又把房间擦洗、打扫了一遍。陈一楠回来后又清扫了一遍，小保姆又帮着用拖布擦了一遍。整个现场已经被严重地破坏了！
副局长丛培浩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说：“这么大的通天大案，现场却一无所获。破案难度太大了！看起来我们真的是要到大海里去捞针了。”
年过五旬的赵锦聚局长一听案发现场没发现一丝有价值的线索，火上心头。他着急地说：“现场什么都没有，这案子破起来就难了！”说着他亲自去讯问陈一楠女士。看起来，这位老刑侦是真的急了。
垃圾袋里觅出残缺的《威海晚报》
血案惊天！威海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5·4”专案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三楼的接待室里。市公安局局长任学增（现任山东省公安厅纪委书记）任总指挥，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丛培浩、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局长赵锦聚任副总指挥，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寿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副局长李桂模、技术侦查处政委王学龙为专案指挥部成员。
指挥部当即发出五条命令：“一是封死所有卡点。全市17处卡点对出城的可疑人员进行详细审查；二是交、巡警对所有出租车司机进行访问；三是全市集中行动，对案发后离开威海的可疑人员进行摸排调查；四是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对本辖区有抢劫前科的刑事释放人员、刑事嫌疑人员和负案在逃人员，逐人摸排、过筛子；五是全市公安机关积极提供类似的抢劫案子，进行并串。”
夜，很深了，案情分析会议在紧张地进行着。丛副局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大案惊天！遗憾的是凶手在现场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给我们侦破工作无疑带来了难度。但是任何一个犯罪过程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因此他必然留下蛛丝马迹，最有效也最枯燥的办法就是排查，大量走访调查和百次不厌的现场勘查。”
经过近20个小时的勘查，在案发现场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专案指挥部分析认为，凶手作案后清洗了现场，陈一楠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房间的每个角落，指挥部要求尽快把两次打扫现场的垃圾找到，那些垃圾里很可能有凶手留下的痕迹和物证。指挥部命令：“以现场为中心，进一步扩大物证检索的范围，在细化勘查的基础上，将查找物证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5月5日下午，市刑警支队技术科科长冷伟鹏与几名侦查员开展房间外的物证查找，终于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找到了东西。经陈一楠女士辨认，这塑料袋是她打扫之后装进去扔掉的垃圾。这个塑料袋子的上面是变质了的食物、腐烂了的蔬菜；下面有一个已经抽出来一米多长的柯达彩色胶卷，陈一楠说那个胶卷是她前不久到北戴河游玩时拍照用的；还有一个用报纸卷成的70厘米长的纸筒，纸筒的外面用黄色透明胶带缠着，隐约可以看出这张报纸是《威海晚报》。
侦查员如获至宝地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都带了回来，期望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冷伟鹏拿着那个用报纸卷成的纸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技术组的几个民警。
瞬间，大家对这个纸筒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民警拿过来端详一会儿，那个民警又拿过去反复观察几分钟，这个用报纸卷成的纸筒在技术组民警的手中传了几个回合后，经过反复研究、琢磨，冷伟鹏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形状看，这个纸筒好像是自制的刀鞘。”
几名技术人员恍然大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发出了异口同声的惊呼：“对！刀鞘，是自制的刀鞘！”
专案指挥员们展开这个报纸卷成的“刀鞘”，发现是一张残缺的2003年4月25日《威海晚报》体育版。这是目前可以认定凶手留在犯罪现场的惟一物证。这一线索的获得，使专案人员兴奋不已！
专案指挥部反复研究决定：“调精兵强将查找《威海晚报》的体育版的另一半，另一半的所在之处就是凶手的窝点。”
专案指挥部决定，派侦查员车仁波和威海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的一名司机带上现场的胶带和裹尸体的塑料布，赶往北京送公安部做技术鉴定。两人昼夜兼程，一路奔波，5月5日下午赶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当时正是北京“非典”疫情的高峰期，为防止传染，车仁波在楼下给研究所的同志打电话，把研究所的同志叫下来，车仁波双手呈上要检验的物品，马上往回返。他们在北京没吃饭没睡觉，来回行程1800多公里，靠自带的矿泉水和面包充饥，日夜兼程两天两夜。
是谋杀、误杀，还是仇杀
“5·4”命案在威海投资经商的7800多名韩国客商中，一时开了锅，议论纷纷，呼吁中国警察尽快破案！韩国的报纸也纷纷做了报道，分析认为李氏父子是被李哲志的情妇曾凤兰所杀。沸沸扬扬的传言使在威海经商的外国商人也人心惶惶，有些韩国人在威海投资的决心和信心有了动摇。
专案会上，指挥员们各抒己见。有人怀疑是李哲志的情人曾凤兰雇凶杀了李哲志，或者是她向别人透露了李哲志兑掉烧烤店有现款的事情；有人怀疑是陈一楠在韩国给李哲志买了巨额保险，为了独吞那笔巨额保险，雇人杀了李哲志；也有人说是误杀，李哲志不是有钱人，有时甚至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住的房子还是同乡朴顺西替他租的呢。朴顺西倒是个有钱人，209室又是朴顺西的住处。能不能是歹徒抢劫的目标是朴顺西而误杀了李哲志呢？还有人怀疑，能不能是李顿友在学校欠债太多结怨，他的仇人跟踪而至杀他而连累了他的父亲呢？众说纷纭，案件一时显得扑朔迷离。
失去丈夫和爱子的陈一楠处在悲痛之中，情绪很不稳定，时而愤怒，时而大哭，说话有时颠三倒四，有时断断续续。虽然有韩语翻译，还是给专案小组的讯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陈一楠为专案指挥部提供了两条侦破思路：“第一条是很可能是李哲志的情妇曾凤兰干的。她知道李哲志兑店有现款的事，为独吞那笔钱，她雇人把他杀了。另一条是有可能是李哲志的一个朋友干的。那个朋友叫朴哲树，听说李哲志把梨花烧烤店兑掉后，曾经向李哲志借过钱，李哲志没借给他，他很可能怀恨在心，勾结别人杀了李哲志抢了他的钱。”
李哲志生前的交往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娱乐场所的女人。他的通讯录上就有100多人，娱乐场所的女人大多用的是假名，查起来非常困难。专案人员排查李哲志到威海后的情况，重点排查他被害前一个月的活动情况。
李哲志持旅游护照在威海居住有三年多了。他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毕家疃租房子居住。2001年，李哲志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地王宫附近和曾凤兰兑了一个烧烤店，叫梨花烧烤店。曾凤兰当时投资了一万多元钱，两个人在经营这家烧烤店的过程中同居了。
曾凤兰原以为李哲志很有钱，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李哲志除了梨花烧烤店之外，就一无所有了。知道李哲志是个穷老头后，曾凤兰逐渐对李哲志有了厌倦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深切地感到李哲志越来越索然无味了。和一个没有钱又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同居，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曾凤兰不想在李哲志身上再浪费青春，就准备向李哲志摊牌。
2003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曾凤兰很平和很温柔地对李哲志说：“以前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我看咱们还是分手吧！”说到这里，曾凤兰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精神委靡不振的李哲志，见他没有反应又接着说，“我准备离开威海到北京发展，你把我投在烧烤店里的股金还给我，我们就算两清了，我们好聚好散。”
李哲志已无心恳求她回心转意，他长叹一声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你便吧！不过，我现在没有钱还你。”曾凤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哲志心知肚明地说，“你不用担心，等我把烧烤店兑掉了，马上还你股金。”
两个人不再说话，气氛变得很沉重。曾凤兰似乎感到了李哲志的失望，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于是默默地离开那个他们曾经厮守了一年多的房间。
2003年4月3日，李哲志托人把梨花烧烤店兑给了一个乳山人，共得人民币94000元。李哲志是个讲信义和情意的人，他慷慨地给了曾凤兰3万元，还完了所欠债务，还剩下4万多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放在了209室南面房间的暖气木罩内。
专案指挥部认为，曾凤兰不一定是凶手，她没有杀人动机，不过曾凤兰是个知情人。她和李哲志同居一年多，对李哲志应该有所了解。鉴于此，专案指挥部派一个专案组到齐齐哈尔调查曾凤兰的情况。
5月8日，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吉忠、省公安厅刑侦局副队长付开良带3名侦查员到达了齐齐哈尔市。谁知刚一下火车，就被当地有关部门当成预防“非典”的隔离对象送到了一家五星级宾馆进行隔离。
威海的“5·4”大案侦破工作正在火烧眉毛，被“困”在五星级宾馆的办案人员急得团团转。王吉忠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里住宿费用太高，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再说，我们这一隔离就得15天，指挥部还等待着我们的调查报告呢，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计划好“逃走”的方案后，专案小组的几名侦查员分别“溜”了出去，躲藏在一家比较低档的旅店里。一边躲避“搜查”，一边调查曾凤兰的情况。这家五星级宾馆及有关部门，派人在齐齐哈尔市里到处寻找这5个“逃跑”的隔离对象。
专案小组在齐齐哈尔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很快了解到了曾凤兰的情况：曾凤兰，朝鲜族人，36岁，离异。她和李哲志平静分手，李哲志给她3万元钱后，4月8日，曾凤兰拿着3万元钱去了北京。
王吉忠带着几名侦查员火速离开齐齐哈尔，回到了威海，向专案指挥部作了汇报。专案指挥部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曾凤兰没有作案动机，她也没有作案时间，应予排除。
专案人员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又得到了新的情况。
一年前，陈一楠从韩国到威海后，得知李哲志和曾凤兰同居的关系后，很痛苦，她和李哲志多次吵闹，夫妻关系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陈一楠也留在了威海，给在威海投资经商的韩国老板朴顺西打工。陈一楠虽人到中年，却风韵犹存，颇有气质和风度。她的温柔和体贴深得朴顺西的好感，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成了朴顺西的情人。李哲志虽然自己不够检点，对妻子要求却很严格。他知道妻子红杏出墙后，和朴顺西大闹一场，朴顺西用钱摆平了这件事。不料从此以后，李哲志一遇到手头紧没有钱花的时候，就对朴顺西发难。李哲志一发难，朴顺西就给他一些钱用。朴顺西在经济上给了李哲志一家人很大的资助，包括资助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李顿友的学费。
4月8日，李哲志兑掉了烧烤店从高新技术开发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朴顺西又出资给李哲志租了一套房子503室。503室距离209室不远。209室装修得舒适、明亮，房间中的日常用品一应俱全。503室没有装修，很简陋，屋内只有一张床，其他什么也没有。每天晚上，陈一楠做好饭菜，她和李哲志都在209室和朴顺西一起吃饭。吃完饭，李哲志和陈一楠回到503室住。李哲志虽然没有生意做了，却仍旧和以前一样，每天坐出租车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去转一转，因为他对那里很熟悉。4月12日朴顺西回韩国，李哲志从503室搬到了209室来住。
专案人员分析，从李哲志的所作所为看，朴顺西会不会为了摆脱他而起杀机呢？经过多方摸排，在发案时期，朴顺西回到了韩国，他没有作案时间，从而排除了朴顺西作案的可能。李哲志那个来借钱的朋友也因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
继续排查，专案指挥部又得到新的情况，李哲志在出事前，和一个叫李金花的女人有联系。
通过调查李哲志的熟人得知：李哲志和曾凤兰分手后不甘寂寞，他还想找个情人。不久他又看上了李金花。李金花，延吉人，32岁，朝鲜族。李金花开朗、热情，人也有几分姿色。李哲志对李金花一见钟情，又开始情欲汹涌，情不自禁，相见恨晚了。
4月份以来，李哲志经常以各种借口竭尽全力取悦李金花，李金花也没有拒绝的意思。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李哲志心中暗喜，就想趁热打铁。
4月26日李哲志在附近的小商店里买了一捆啤酒，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李哲志打通了李金花的电话，他温文尔雅地发出邀请：“金花啊！今天晚上我请客，你可要赏脸啊！到时候再约上你的两个好朋友，饭后我们玩麻将。”
晚上6点钟，李金花和她的两个好朋友朴顺珊、金英顺应约而至。李哲志异常热情地接待了三位女士。李哲志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两位女士也就甘心情愿地做了“电灯泡”。那个晚上209室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喜气洋洋。酒足饭饱后，一男三女打起了麻将，一直玩到半夜12点才尽兴散去。
4月27日，李哲志到李金花的住处玩麻将，他陪的仍是前一天晚上的三位女士。晚上9点30分的时候，李哲志接到了他儿子李顿友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了威海国际信托大厦。李哲志对三位女士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我儿子回来了。我得接他，咱们哪天再聚。”说着就离开麻将桌匆匆忙忙下楼，放在麻将桌上的香烟也忘记拿了。李金花从二楼的窗户上喊道：“李哲志，你的烟忘记拿了！”李哲志微笑着说：“就放在你那吧！下次来玩时再抽吧！”
谁知竟然没有了下次。
这个情况，李金花和另外两位女士讲得基本一致。经多方调查，排除了陈一楠、李金花作案的可能。
专案指挥部综合以上调查情况分析，“5·4”大案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以侵财为目的的抢劫杀人案件。推断凶手为两人以上结伙作案，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极有可能有过犯罪前科。发案时间为2003年4月27日晚10时。
63号西厢房中的神秘人物
“5·4”大案在紧锣密鼓的排查过程之中，专案指挥部的人员昼夜兼程地鏖战，吃住在指挥部里。
查找物证的工作还在继续，案发现场上丢失的薄棉被及死者的衣物等物品还没有找到。王寿波副支队长带领专案人员开始掏遍蒿泊村的水道、水沟，翻垃圾箱、查垃圾场，苦干了一下午，仍是一无所获，拂不去的焦急与疲惫呈现在每一位专案人员的脸上。
5月5日开始，一场全市集中行动的地毯式的摸排开始了。参战民警对出租房、旅店等犯罪嫌疑人可能藏身落脚的场所，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的摸排。
指挥部里昼夜灯火通明，专案人员白天奔波一天，晚上还要把一天来的摸排情况输入到微机里，然后把打印出来的材料交给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员们对每一份摸排材料都进行分析研究，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这段时间，侦破工作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浪浪高高地掀起，又一浪浪无情地平息。有了兴奋点，忙乎了一阵儿，又排除了。不断发现，不断排除。不断兴奋，也不断失望。
几天下来，案子还在停滞状态之中，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线索，专案人员心急如焚。到茫茫人海中去查找犯罪嫌疑人，专案指挥部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压力越来越大。
5月8日上午，有个骑摩托车的人向指挥部报告说，他看见有个精神病人在蒿泊大桥下捡到一本护照，上面写着什么“友”。5月10日下午，专案人员又摸排到一个新的情况：一个老头在蒿泊街上的垃圾箱里捡到一套运动服，上面还残留着浓郁的韩国香水味。侦查员分析，这套运动服应该是被害人李顿友的。专案人员找到陈一楠，请她辨认运动服是不是儿子李顿友的。
正处在极度悲伤情绪中的陈一楠，看了一眼那套从垃圾箱里掏出的又脏又旧的运动服，禁不住一阵恶心。她马上捂住鼻子勃然变色，呼吸也有些不均匀了。她厉声地一口回绝说：“这根本就不是我儿子的衣服，我儿子能穿这么旧这么脏的衣服吗？”那声音里透出凛然和气愤，弄得几个侦查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办案人员耐心地向她解释说：“你儿子在学校里不能像在家时那么讲究，再说这套衣服是刚从垃圾箱里找出来的。能否认定这套运动服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这对侦破案件，早日抓获凶手十分必要！”
陈一楠又仔细辨认了那套运动服，木然的脸上满是泪水，哭泣着说：“我想起来了，这套运动服是我儿子李顿友的。这是他上大学前我给他买的。”
5月13日，威海的天空乌云密布，阴沉沉的，蒙蒙细雨从凌晨4点钟就开始下了。
清晨6点钟时，小雨还在下个不停。公交公司12路大客车司机李贵忠急着上班，在家里没来得及上厕所，走到市建材公司时想方便一下。他用眼睛看了看周围没有厕所，他就翻墙跳进建材市场院里，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谁知他跳进院子来到了东墙角，看见墙角的草丛里有一个用灰色毛毯包裹的大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想打开看看，又一想，天上不会掉馅饼，他没敢动那包。他方便完了，站在包的旁边又琢磨了一会儿，猛然想起公安局的警察这几天到处在寻找什么东西，该不会就是在找这个包吧！他马上向蒿泊派出所报了案。
蒿泊派出所马上派民警初伟强和于金超赶到现场。打开那个包，里面有带着血迹的棉薄被、一件T恤衫、一条短裤，还有一个黑色的皮包、一个钱包、三条毛巾等物品。两个民警知道这个包肯定与案件有关，马上将包交给专案指挥部。经陈一楠辨认，包里的物品是被害人李哲志的物品。建材公司就在蒿泊村北华客隆的对面，距案发现场南不足150米。专案指挥部分析，那三条毛巾很可能是凶手用来擦现场的抹布。
专案指挥部认为，整体看来，被凶手抛弃的重要物品呈不规则的直线分布，空间上形成了“华客隆小区—蒿泊桥—蒿泊村”三点一线。专案指挥部分析，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将棉被等物品抛弃在现场以南背离指向蒿泊村的方向，是使用“声东击西”的伎俩，故意干扰侦查人员的视线，伪造成向南逃跑的假象。从现场出发，向北走，扔的护照和暂住证，再向北走扔的是运动服。犯罪嫌疑人的暂住地很可能就在蒿泊村。
蒿泊派出所的民警潘涛和辖区区长谷红梅分到一个小组负责蒿泊中街、西街的摸排工作。5月6日，他们排查到中街63号房，询问房东出租房子的情况。房东说：“除了我居住的正房外，东西厢房都出租了。”潘涛在询问时发现西厢房里没有人，门也没锁。潘涛随后又几次去63号西厢房找人，都没有人。潘涛向63号门前一个摆摊位做小买卖的被为称胖嫂的女人打听：“大姐，西厢房居住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西厢房里住的是几个小青年。”胖嫂爽快地回答。
“他们在哪里上班？我们来了几次，怎么总见不到他们？”
胖嫂知道潘涛是来调查“5·4”那个案子的，热情地向民警介绍这几个青年的情况：“西厢房里住的这几个小青年，一点问题没有。听他们说，好像在附近的棉纺厂上班。这几个小青年乐于助人，很懂礼貌，有时间他们就带我的小女儿玩，还帮我推车搬东西。你们说这样的小青年能是坏人吗？”
潘涛还是不放心，毕竟没见着这几个人，不符合指挥部的要求。指挥部要求挨家挨户地排查，不能漏下一个人，还必须和被访问的人一一见面。潘涛心里寻思着，难道这几个人上夜班？他就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跑了几次，还是没有见到人影。早上5点去没有人，晚上8点去还是没有人。他的脚都跑肿了，也没看见西厢房子里的人。
5月11日早上8点钟，丛培浩副局长在案情会上严肃地对蒿泊派出所的民警说：“凶手的临时居住地就在你们派出所辖区内的蒿泊村。尤其注意查找那张残缺的《威海晚报》体育版！”
李桂模副局长一脸严肃地补充道：“都仔细认真查。谁查漏了，我处分谁！”
当天上午11点，潘涛和女区长谷红梅第N次来到距离现场300米的蒿泊中街63号西厢房里查找，西厢房仍然和前几次一样，门仍旧没锁，房间里也仍然没有人。这时候，潘涛的直觉告诉他，这几个人这几天根本就没在63西厢房里居住。想到这里，潘涛的大脑中忽然有种感觉稍纵即逝，他顿感这个西厢房里疑点重重。
下午4点，钟潘涛和谷红梅又一次来到63号的西厢房，房间里还是没有人。潘涛扒着窗户向里面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很暗，床上好像有张报纸。
“谷区长，屋里有报纸！我们进去看看？”潘涛小声惊叫着，这个意外的发现令潘涛精神为之一振。
“好！我们进去看看！”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谷红梅也很兴奋。两个人毅然推开房门，走进房间。潘涛拿起床上的那张报纸一看，这张报纸正是4月25日的《威海晚报》。他迅速在屋里扫了一眼，地上还有张《威海晚报》，在床底下又找到一张《威海晚报》。地上的那张报纸上有三个洞，潘涛往脸上一蒙，正好露出两只眼睛一张嘴。他立即绷紧了神经，一丝不苟地查了一遍，又在一个碗柜里找到了两张《威海晚报》。他急忙把5张《威海晚报》集中一起，其中就有4月25日《威海晚报》体育版的报纸残页。潘涛一阵惊喜，他让谷红梅退了出去，马上向专案指挥部作了报告。
这时天色已接近傍晚，指挥部调集技术人员立即对63号西厢房进行封闭勘查。这个只有六七平方米的房间显得十分凌乱，凸凹不平的水泥地上有雪糕纸、留有菜汤痕迹的一次性空饭盒、一本在书摊上随时买得到的通俗读物《故事会》、小塑料袋等。勘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侦查员在房间里相继发现了两张韩国釜山演唱会的门票、一床被子、两个枕头、一张床单、一张写着4个QQ号码和网名的便笺。在现场提取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多枚指纹和吸剩下的21个烟头。在山东省公安厅技术专家的大力帮助下，成功获取了DNA信息。
侦查员将两张韩国釜山演唱会的门票拿给陈一楠辨认，陈一楠当时就潸然泪下：“这两张演唱会的门票是我儿子李顿友的。”
睹物思人，陈一楠哭着诉说了这两张门票的来历：2001年春季，刚满20岁的儿子李顿友潇洒、英俊，他的女朋友尹顺善文静、美丽。这一对青年第一次幽会，就选择了那场演唱会。李顿友是个钟情的青年，他到北京上学后，就把这两张门票珍藏在钱包里随身带着，就像美丽的女友尹顺善时时伴着他一样。其中一张门票的背面写着李顿友的出生年月日，那是他在银行存款的密码。”
技术专家组将案发现场上卷成刀鞘的残缺《威海晚报》体育版，和在63号西厢房里查出的《威海晚报》体育版残页进行了技术鉴定，结论是同版印刷，可以认定是一份完整的《威海晚报》。经过技术鉴定，63号西厢房里提取的指纹和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对上了一枚，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人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大量的证据证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蒿泊中街63号西厢出租房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窝点之一，即关联现场。
63号房主说，4月25日，有两个20来岁的男青年来租房子，他们暂租一个月就交了租金110元。这两个青年一个东北口音，一个本地口音。28号以后，这两个人没结账也没打招呼就没了踪影。再仔细调查，原来这几个人没用身份证就租到了房子，也没办暂住证。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专案指挥部对案情作了全面的分析，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凶杀案件。犯罪嫌疑人事先准备了手套、刀具、胶带等工具，趁受害人开门之际，尾随入室持刀制服受害人，威逼受害人交出钱物，劫财后杀人。几处信息综合，倾向两个人作案。
案子有了进展，专案指挥员们兴奋不已。总算见着亮了，专案指挥部连夜组织召开案情分析会议，新的措施在指挥员们的脑海里应运而生。
丛培浩说：“这两个歹徒是4月25日以后住进63号西厢房的。那么，4月25日以前，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是从附近城市流窜到威海作案的呢？还是住在威海的其他什么地方？这是个关键问题。”
专案指挥部及时调整了思路：一是摸排有抢劫前科的刑释人员、嫌疑人员；二是进一步摸排出租车，案发后连夜逃跑，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就是出租车；三查找物证：被子、枕头、床单和记着QQ号码和网名的便笺的来源和生产厂家；四调查死者的熟人。
专案指挥部布下的这四张网，不管哪张网都有捕获到猎物的可能。
大兵团作战
案子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威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环翠区、荣成、乳山、文登等公安机关都相继成立了“5·4”大案工作组，根据专案指挥部提出的四条线索进行地毯式摸排。
威海警方排除了李哲志的情妇曾凤兰作案的可能后，韩国报纸又报道说李氏父子被害是威海黑社会干的。他们的新闻媒体把威海的社会治安说得十分恐怖。韩国驻青岛领事馆的总领事找到了山东省韩寓群省长和省公安厅厅长曲植凡，强烈要求中国警方尽快破案！并通牒：如果威海警方不能限时破案，在威海的韩国客商全部撤资。
破案难度骤然增加，案情陷于一片迷茫。专案指挥部的指挥员们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任局长着急上火，一夜之间嘴巴就肿了起来，李桂模副局长急得长了满嘴的火疱。分管刑侦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丛培浩的压力更大，他眉头紧锁，昼夜思考侦破思路。那段日子里，专案指挥部的指挥员们一夜夜坐在指挥部里，研究方案，从汇报上的材料里查找线索。
5月16日，丛培浩副局长参加了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在威海的外国人参加的对韩国人被害情况说明会。丛副局长在会上说：“威海的治安环境还是好的。杀人案件哪个国家都有，'5·4’案件是个很普通的抢劫杀人案件，不是黑社会干的。威海没有黑社会组织。我是威海市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负责侦破此案。请各位放心，我们威海警方一定会给受害人家属一个满意的交待。此案不破，决不收兵！”在座的韩国人大多数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也有的人半信半疑，脸上露出拭目以待的神情。
威海当地的群众也议论纷纷：“公安局破不了案，是干什么的？白白吃国家的'皇粮’吗！”
那段时间专案人员觉得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谁都不愿意见到熟人。
任局长鼓励专案人员说：“你们吃苦受累还要遭到非议，我理解，你们暂且忍辱负重吧！”
在当天的案情分析会上，丛副局长语重心长地对参战民警说：“艰难的较劲儿时刻到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侦破工作的线索呈现有偶然性，但也具有必然性。每一处可能的疑点都不能放过。我相信我们的侦破方向没有错，犯罪嫌疑人肯定就在我们撒下的四张网中。如果因为我们警察破不了案，让外商说我们威海投资环境不好，甚至说我们山东的投资环境不好，我们的脸往哪放？同志们，我们可要争口气啊！”然后他又十分严肃地说，“'5·4’大案一定能破！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我这个局长就不干了！”
侦破的难度太大了。所有一切都深藏不露，而又若隐若现，当你想放弃它时，它仿佛就在你的面前；当你伸手去抓时，它却突然不见了。案子没有大的进展，专案人员心急如焚。
7月3日，公安部在威海召开了由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五省区和延吉、大连、青岛、烟台四市公安刑侦工作负责人参加的专案协作会议。专家们听取了威海警方的汇报，对“5·4”大案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建议和威海的专案指挥部的思路如出一辙：“立足本地，查找物证。”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全国指纹会战，在全国范围内对“5·4”案件现场提取的18枚指纹和一枚掌纹进行比对。专案指挥部在全市公安机关抽调了8名刑侦技术人员，分别由刑警支队科长马一东、技术科长冷伟鹏带队，到山东17个地市及山东铁路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进行技术比对。在短短的7天内，他们夜以继日，比对了300多万份指纹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又在全国比对了几千万份指纹卡，都没有发现与现场相同的指纹，侦查员的心血和汗水付诸东流，失望的心情难以言表。
专案指挥部得到一个信息：青岛有一个尾随入室抢劫团伙，在青岛入室抢劫30多起。这个团伙成员共5个人，现已抓住了3个，还有两个在逃。专案指挥部马上把这两个在逃人员列入“5·4”大案重点排查对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两个在逃人员抓获，一个在牟平抓到的，另一个是在乳山抓到的。专案人员凯旋归来，兴致勃勃！谁知一讯问才知道这两人与“5·4”大案无关。有人证实在乳山抓到的那个在逃犯案发期间因车祸骨折住院，另一个也没有作案时间。威海警方只好将两人移交给青岛市公安机关处理。在这期间，专案指挥部在大规模的追逃行动中，带破其他大要案41起，抓获了其他案件的负案在逃分子17名。
这个时候，指挥部接到省公安厅刑侦局秦局长的指示：立足威海，查找相关现场物证来源，以物找人。全市专案成员锲而不舍，团结奋斗，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走访群众几万人，收集调查材料上万份。在各大宾馆、旅店提取信息14500条，面对面排查3000多人。
物证把侦查视线指向高新技术开发区
一条条线索相继中断，一个个嫌疑人均被排除，新的线索又纷至沓来。
专案指挥部的指挥员们一致认为：犯罪嫌疑人的QQ号码和网名一定是在网吧中记录的。找到了使用这种便笺的网吧，那进入这个网吧的所有人就是我们的重点排查对象。
指挥部决定组织警力以关联现场上遗留的记有4个QQ号码和网名的便笺为线索，查找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专案指挥部派网络监察处在腾讯公司查出了这个QQ号码所有人的真实身份，同时调出这4个QQ号码的10万余条好友记录和登录服务器记录，经过认真逐条进行分析研究，未发现这4个QQ号码持有人与威海本地的人员有联系，线索就此中断。
6月份，专案人员第一次到网吧排查，正赶上“非典”高峰。威海的大多数网吧已经关闭，这无疑给排查工作造成了困难。8月上旬，网吧基本恢复营业，侦查员第二次对全市大小600多家网吧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仍旧是一无所获。
太阳仍像往常一样，火辣辣地爬起来。查找63号西厢房里的枕头、被子、床单来源的专案人员顶着烈日奔波在辖区里，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天的千篇一律的排查工作。
专案指挥部分析： 63号西厢房里的被子、枕头和床单没洗过还比较干净，看起来用的时间不长。由此可以推断：犯罪嫌疑人一定是春节后随着打工潮来到威海后买的。这些物品应该是从一个商店买的，这个商店的地点一定距离他们的住处不远。
从表面上看，相同的被子很多，要找同种物品做工完全一样的被子却很难。专案人员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张村镇一家被服厂生产过与在63号西厢房里发现的相同被子。专案人员几经周折在一个山沟里查到了这家被服厂。三个月前，张村镇从扬州进来一批布料，做了70条花棉被。棉花是威海第一毛纺厂的下脚料，用的布料、棉花及工艺都和63号西厢房里的棉被对上了。这家生产的70床棉被全部销到了威海大世界、威海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威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威韩商贸城。
专案人员在威韩商贸城和大世界里发现与63号西厢房里相同的床单，小商品市场却没有这种床单。专案指挥部分析，这种被子估计也就10多元钱一床，现场上的枕头和床单也都是低档次的商品。专案指挥部由此认为，这三样东西在一个摊位上买，也好讲价。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这个商场买一个床单，在那个商场买一个被子。根据这个推论，他们大胆地排除了小商品市场。
大世界商场里有与63号西厢房里相同的被子和床单，没有相同的枕头，专案指挥部又果断地排除了大世界。只有威韩商贸城里有与现场相同的被子、枕头和床单，从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从威韩商贸城买的。再进一步调查，摊位业主说：“春节后有两个青年人到我的摊位上买过被子、枕头和床单，长得什么样、说话口音已经没有印象了。”
威韩商贸城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向北200米，过一条马路，就是李哲志的梨花烧烤店。专案指挥部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就在梨花烧烤店附近。指挥员们第一次把侦查视线指向高新技术开发区。
专案指挥部命令：“查找写有QQ号的便笺，应该以梨花烧烤店为中心。”侦查员孙喜强和肖金模到高新技术开发区查找与关联现场记载着QQ号码的便笺，他们一家一户地查，有的住户去了好几次，被调查的人都烦了。侦查员每天爬200多层的楼梯，累得筋疲力尽，终于查出死者李哲志的梨花烧烤店里曾经用过这种便笺。
梨花烧烤店有一个叫金美月的女服务员回忆说：“我们梨花烧烤店用过这种便笺，曾用它做记顾客点菜的菜单。”
“你们店还有这种便笺吗？”孙喜强惊喜地问。
“都用完了，后来就没再买过这种便笺。”金美月肯定地说。
“你好好回忆一下，以前记过东西的便笺有没有还保留着的。”
金美月眯起眼睛沉思了良久后说：“我想起来了，我用这种便笺记过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
“你用它记过电话号码，不会轻易扔掉的。麻烦你回去找一下，这对我们破案很重要。协助公安局破案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请你配合。”侦查员谦恭地微笑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七八月溽热难耐的日子里，孙喜强和肖金模到梨花烧烤店找了金美月十多次，金美月早被感动了，她回到家里到处寻觅，终于把那张记有电话号码的便笺，从积满灰尘的储藏室里的废品里找了出来，交给了办案民警。
孙喜强和肖金模如获至宝，他们立即把这张便笺交给专案指挥部。专案技术组连夜做技术比对，证明梨花烧烤店的便笺和现场上的便笺是同版印刷。
梨花烧烤店的便笺是从墨海文具店买的。墨海文具店距离梨花烧烤店200米，梨花烧烤店向南一拐就是墨海文具店，墨海文具店是从小商品批发市场进的这种便笺。
专案指挥部认为，还要找到生产这种便笺的厂家，调查一下这种便笺销往的城市，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在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前的居住地是在威海本地，还是从其他城市流窜到威海作案的。
一阵骤雨后，天际抹上了一道彩虹。专案人员李忠波驱车赶到临沂市，在临沂罗庄查到了生产与此案相关记有QQ号码那种便笺的厂家。这家工厂印了1.8万张便笺，全部销往威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由此可以断定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就在威海，排除了犯罪嫌疑人从烟台、莱阳、青岛等附近城市流窜到威海作案的可能。
专案指挥部判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从梨花烧烤店吃烧烤时拿走的便笺纸，然后到附近的网吧上网时记下的QQ号码。
便笺的查证，使专案指挥部第二次把侦查视线指向高新技术开发区。
连锁案牵出三个魔影
7月23日，专案指挥部果断决定，把警力撤回来，全部集中到高新技术开发区。指挥部从经济技术开发区转移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吉林路派出所管辖下的毕家疃警务区。
夜幕降临，闷热难当。专案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在案情分析会上，丛培浩果断地说：“山重水复的案情又出现了一线曙光。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要稳妥。根据调查和摸排的情况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4月25日以前就住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很可能就住在毕家疃。我们以梨花烧烤店为圆心，以两公里为半径画个圈，在这个责任区里挨家挨户调查。要想破案，这些工作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而且要做足它，再艰苦、再困难也得顶住。”
丛培浩这是第二次画圈了。第一次画圈，是在几年前他任环翠公安分局局长时。9月份的一天晚上10点钟，一个农民被猎枪打死在花生地里。丛培浩观察了现场，判断花生地到村庄的距离，计算了一下每小时步行的速度。他当即果断命令：“以尸体为圆心，8华里为半径画圈，就在这个圈子里排查。”当时丛局长画的这个圈圈进去6个村庄，果然很快就在所圈的村庄里找到了开枪的人。
原来那天晚上死者到花生地里偷花生。这个拿猎枪的人晚上出去打猎，看见花生地里有东西在晃动，以为是兔子，就开了枪。拿猎枪的人走过去一看被他打死的不是兔子是个人，吓得撒腿就跑了。
丛培浩这次画圈，圈住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洲街和整个毕家疃居民区。专案人员精辟的推断和详尽的侦破方案无疑给专案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案情分析会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时分，大家依然是精神振奋，信心百倍。
8月10日是个星期日。专案小组在挨家挨户调查时，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他们到一个老大娘家敲门，里面的人不开门。
“我们是警察，请您开门。”侦查员亲切、耐心地解释。
“警察也不开。我们被抢了，到现在你们警察也没把坏人抓到。”老大娘很生气地说。
门外的侦查员一听，心里一喜，连忙说：“我们就是来调查你们被抢劫的案件的。”
老大娘打开了门，把侦查员让到了屋里。老大娘说：“2002年10月份，我的儿子被抢劫了，详细情况，你们去问他吧！”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专案小组找到了老大娘的儿子陆成青，陆成青讲了2002年10月24日他和妻子被抢劫的经过。
2002年10月24日下午6点30分，陆成青开着车把刚下班的妻子接上车，又到幼儿园接上孩子，带全家人到利群商店买东西，然后坐车回家。他们的家在滨洲街，谁知他们刚一开门，后面冲进两个人把夫妻俩推进屋，吓得孩子哇哇大哭。这几个歹徒捆绑了夫妻俩的手脚，用胶带封住了他们的嘴，抢去了他们的包，包里的4000多元现金和两部手机都被洗劫一空。还搜出家中的四张储蓄卡，持刀威逼夫妻俩说出密码。
两个人拿着刀看守着夫妻俩，另一个人去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第一个去了不会操作没取出来，第二个人去取，取出9000元钱，取款机里没有钱了。第三个人去取时，已经过了晚上8点钟，自动取款机已经不营业了。
这三个歹徒拿着13000多元钱和两部手机及金银首饰逃之夭夭。陆成青当时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却一直没有破案。
专案指挥部分析：“10·24”作案是三个人，他们尾随入室用胶带捆绑受害者，威逼其交出储蓄卡的银行密码。“10·24”案和“5·4”案有很多相似之处，“10·24”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中肯定有人又做下了“5·4”大案，指挥部果断决定并案侦查。“10·24”案件有直接的重要的证据：被害人被抢劫现金4000多元，又拿着被害人的储蓄卡从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里取走9000元。自动取款机有录像设备，三个人都被录了进去。三个歹徒在现场留下了一枚指纹，经过比对和“5·4”大案留下的指纹不一样。把自动取款机录下的三个人的照片洗印出来，是变形了的三张照片。
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曾经围绕着“10·24”抢劫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把犯罪嫌疑人被拉长、变形的照片印刷了几百份，每个民警一份，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几个月过去了仍一无所获。
时光荏苒，春去夏来，夏去秋至。已经是8月末了，早秋的气息悄然到来。
一条条线索呈现出来，网一步步张大，又一步步缩小。侦破工作似乎又停留在凝滞状态。
初秋的晚上，凉风习习，皓月当空。专案指挥部再次开会讨论决定：“不能再重复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已经做过的工作了，要另辟蹊径！”
王金良金蝉脱壳
夜幕又一次降临。专案指挥部里灯火通明、烟雾弥漫。案情分析会上，大家各抒己见、争论激烈。丛培浩副局长说：“三个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已经拉长变形，不是十分熟悉这几个人的人是认不出来他们的。熟悉这几个人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李桂模副局长蓦地想起，2002年经济技术开发区打掉的一个特大入室抢劫、强奸团伙中的主犯之一杨海华当时一审被判死刑，现正在上诉期间，被押在看守所里，他有可能和这几个人熟悉。”
专案指挥部研究决定，把从自动取款机中录下的三个变形的犯罪嫌疑人的照片编成1号、2号和3号，派侦查员孙喜强和肖金模拿着这三张照片，到看守所找杨海华辨认。
杨海华认真看了一会儿照片说：“2号叫海华，姓什么我不知道。前边和后头的我没认出来。”
案件至此有了不小的进展。通过不间断的调查，又了解到杨海华的女朋友王敏和这些人也很熟，以前他们多次在一起混过。
刑警副大队长姜国新和孙志刚几经周折找到了杨海华的女朋友王敏。王敏真的就认出这三张照片上的人。她清清楚楚地说：“第一个人叫王小二，家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具体地址我不清楚。这第二个人叫王海华，是河南省的，具体地址我也不清楚。第三个叫吕慧斌，好像是山东西部的。”
“你最近见过他们吗？”
“八月十五中秋节前，我还见过王海华呢。”王敏认真地说，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经了解得知，王小二的女朋友叫王蓉，是荣成人。
9月15日，姜国新和孙志刚赶到荣成调查王小二的女朋友王蓉的情况，如果王小二和王蓉在一起，就把王小二抓回来。谁知，侦查员后脚到，王小二和他的女友王蓉前脚刚走，他们回老家佳木斯去了。
指挥部命令姜国新和孙志刚驱车前往佳木斯追捕王小二。9月16日，姜国新和孙志刚赶到了佳木斯桦南县。桦南县警方说，王小二的真实姓名叫王金良，黑龙江省桦南县土龙山镇人。王金良在老家因抢劫潜逃，是佳木斯警方通缉的负案在逃犯。姜国新和孙志刚马上驱车向土龙镇奔去，山路坎坷崎岖地向前蜿蜒。17日中午，浑身尘土的两名侦查员赶到了土龙镇，马上找到当地派出所，说明来意，土龙镇派出所的同志说：“王金良是昨天到家的。”
威海的两名侦查员和当地派出所当即研究抓捕方案，王金良的父亲和哥哥是卖狗的，他们就以买狗为名，前去抓捕。
王金良和他的女朋友王蓉没登记，却已经在荣成举行了婚礼，算是事实上的婚姻。
吃中午饭的时候，正在琢磨去向的王金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知所措。实施了那个罪恶的计划后，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很想回到家里得到短暂的喘息。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王金良非常警觉，似乎嗅出了有什么异常。他当即放下筷子对王蓉说：“我们得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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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蹊跷的涉外命案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