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面临国破家亡，亡国灭种之际，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摆脱民族困境，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把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就是这样从承认“技不如人”到喊出“打倒孔家店”一步步深入的。
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败在了英国的手下，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进一步加深；
在此期间，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此，洋人的教堂建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洋人的军舰开进中国的江海，洋人的士兵在中国领土上执法，原来好似枫叶一片的万里国疆变成了一只背上长瘤的肥鸡。在中国有的人依然麻木，但有的人却惊醒了。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894年与1895年，中国遭受了无法忘怀的奇耻大辱。1894年，堂堂“老大帝国”在于弹丸小国日本的战争中被打败，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宝岛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一时期，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人感到亡国灭种的危机近在眼前，新的民族觉醒被激发，而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正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曾经无比孱弱的日本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崛起，他们发现，日本国内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的幕府统治被彻底推翻，之后建立起了一套模仿西方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文化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国就要维新，想维新只有学西方。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3.陈独秀、李大钊：学习“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思想方面，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而以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陈独秀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它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三、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与混乱的时期之一，封建势力的逆流也在袭击着中国。鲁迅先生曾经想以医术救国，但是行不通，最后他发现，中国最需要医治的不是国人的身体，而是国人的灵魂。因此，新文化运动——这场对西方思想精华引进学习，以进行深入灵魂的改造的运动开始了，它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两个阶段的探索。这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要把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915年《新青年》创刊，请来的是西方的两位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要让这两位西方的先生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这场运动的前期，向西方学习的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与资产阶级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目标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设想是美好的，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不可能实现。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这一百年中，近代的中国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自救道路的探索，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向先进学习的步伐，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时代在不断发展，走在学习探索前列的阶级与派别也在不断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都是可敬的，而当年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对祖国的拳拳爱心，前仆后继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结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特征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1.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
2.学西方的历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不断深化的复杂历程。
3.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例如林则徐等萌发新思想、洋务运动）到主动选择（例如辛亥革命）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结束语
本次论文研究是在陆加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提供了很多与该研究相关的重要信息，培养了我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这将非常有益于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陆教授的谆谆教诲，将使我终身受益。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还有工院的各位老师以及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示，使我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顺利的完成了毕业论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参考文献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
关于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历程的论述
（关键词：军事和科学、制度、文化、富强）
中国的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而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近代化的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逐步向西方学习的一段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三个人物。
第一，魏源。鸦片战争像晴天霹雳，惊醒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求救国到道路和御敌的方法。其中，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中不仅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38）
第二，康有为。康有为是变法第一人，是维新变法的首要领导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基础。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众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未得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先后著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披着孔儒的外衣来提倡平等民主等。他在维新变法中提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提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过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兴民权、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又提倡西学，坚持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第三，陈独秀。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主要体现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当时在他心目中，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也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98）
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三个基本步骤或者说三个不同程度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而这个阶段的具体划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这个时段内，由于列强侵略战争的频繁（如1840和1856两次鸦片鸦片战争、1849葡萄牙强占澳门半岛、俄国分期侵占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1894甲午中日海战等等），中国又无力抵抗，让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的屈辱，并很快找到失败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军事和科技的强大，才得以侵略中国，中国就是由于没有这些船坚利炮才一次又一次失败、丧权辱国。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行为和人物大约有：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先进官僚和知识分子和他们早期的活动；以及后来开展的洋务运动，领导人为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张之洞等洋务派。
第二阶段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的划分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在在其编订的《资政新篇》中已经提到过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其中就有制度方面的。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宣布北洋舰队的夭折，也宣布了洋务运动这一学习西方军事和科技的行为的失败。再加上《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刺激到了国民的屈辱感，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表面的物质是远远不足的，最根本的是制度。以学习西方制度为内容载体的活动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虽然在结果上这两次运动都失败了，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应该奋起反抗，而且结束了中国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第三阶段是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经过了军事科技和制度的两重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国民性。所以一场学习西方文化、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开来。他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
在这三个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里，我们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西方的学习由浅入深，慢慢进步。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不仅运用了其聪明才智贡献了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这个反复探索反复学习的过程里，中国社会是在前进，可是学习西方的这些途径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好的结果，中国并没有完全由此走上富强独立的道路，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向西方学习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时，也要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向西方学习不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平等的根本途径。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历程概述
纵观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方，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循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寻求救国真理的途程之艰辛、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之坎坷。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把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就是这样从承认“技不如人”到喊出“打倒孔家店”一步步深入的。
1、“中体西用”时期——器物层次的近代化
如同一切面临着近代西方挑战的民族一样，渴望富强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选择无疑与中国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人最初只承认“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而意识形态优于西方诸强。因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因而提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在器物技术上学习西方，但在其他主要方面（如制度及意识形态）仍坚持大中华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阶段叫做“中体西用”时期。器物层次上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从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外在“器”、“技”方面的差距,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序幕。然而,真正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的却是二十年后的洋务派。1861年1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以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为代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们以采西学、图自强为武器，主张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开始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但是,洋务派的学习以“中体西用”为宗旨,试图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体”上,移植近代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的丰功伟绩“灰飞烟灭”。甲午一仗，彻底毁灭了中国人刚刚树立起的一点信心， 同时也标志着“中体西用”的彻底失败。
2、改良和革命时期——制度层次的近代化
甲午一战,堂堂大清帝国竟在岛国日本面前一败涂地,引起了人们的深省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痛切地感到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救中国。他们进一步探寻西方致富致强的本源, 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器”、“技”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终于知道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他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以政治民主化推进经济近代化。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行程已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的君主专政制度。继而维新变法兴起。维新人士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强入手，大力提倡“新学”、“西学”，极力宣传“天演论”、民约论，宣扬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破除千百年自尊自愚的恶习”。然而，由中国社会上层资源推动的社会变革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1898年的“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中国社会变革的上层资源的中断。
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有走暴力革命这条路。踏着“戊戌六君子”的血迹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以民主共和取代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被袁世凯窃取,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践踏民主,独裁专制,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中华民国成了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
3、文化启蒙时期——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前此的近代化过程再次进行深刻的反思。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辛亥革命后严峻的政治现实,经过苦苦思索后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民主共和之所以得而复失,是因为国民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和提高,没有认真进行民主共和的思想教育,没有深入批判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没有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他们意识到:没有文化观念的更新,便没有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民主化,也就没有经济近代化。于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以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凭借着广收并蓄的与“中学”时有冲突的“西学”知识，以及一颗颗赤子之心、报国之心，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的反封建专制及其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一恢宏的运动极大地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真正终结了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同时，国外的思潮源源不断地输入，在中国激起了主义的狂潮，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
理性的觉醒,对西方“现代性”认识的深化,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和探讨,对传统文明更深层次的批判和扬弃。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真正启蒙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
近代以来中国自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过程及结果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器物层次。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体现在洋务派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仅仅是兴办实业，并不能得以自强。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反映新阶级意志的政治思潮也应运而生。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人。他们比较多地接触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批判洋务派只学西方“皮毛”而不袭其体，力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改观中国面貌：a.他们继承了先驱者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强烈愿望。b.要求发展发展工商业，以此作为谋求富国之路。郑观应提出“商战”，“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抨击清政府“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要求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与西方进行竞争。c.主张革新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敝不可收拾，是上下不通的制度造成的，而西方诸国小而强，就在于有议会为国本，因此学习西方应以此为首位，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主。这种思想冲击了封建专政的传统观念，涉及中国政体的变更，成为学习西方的突破点。d.主张文教改革，发展近代文化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注意学习西方技术，不重视人才培养，以至“有器无人”，未能真正学到西方之长。与前人比较，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一步触及了西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和洋务派划清界限，且一般都以洋务派为靠山，尤其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与洋务派如出一辙。
第二阶段：制度层次
随着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们首先认识到，“西人之前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中国之弱也不仅仅在军事力量和工商实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时他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抓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以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的主张：a.以进化论驳斥顽固派宣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传变法革新的必要与合理性。b.在政治上，进一步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一定的民主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提出“冲决君主之罗网”，从根本上否定了忠君的观念。c.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要求政府提倡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其源则在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因此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应学习西方，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尽快发展工商业，国家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d.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发展了废八股、改科举的思想，主张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的《天演论》等译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容，他所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则力主新学，认为“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十九世纪末期的这些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富强，而变法的目标则是实现君主立宪，倡导民权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从各个方面广泛地宣传新学，使维新思想覆盖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乃至某些上层人士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早期提出学习西方命题的先驱者相比，康梁等维新派猛烈地抨击了顽固派，毫不隐讳地倡导西学。他们没有仅停留在文字的宣传上，而是上书、请愿、办刊物、建学会，奔走呼号，不断扩大着影响。由于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终于在1898年对自己设计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进行了试演。这样就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效西国以变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与百日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几乎同时，兴起了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它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依照西方资本主义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共和国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革命思潮的澎湃，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迅速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大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较之于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文化层次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阵痛，他们对学习西方的命题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五四”前后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以培养全体国民科学与民主的群体意识为目标，甚至鼓吹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不如此就不能造成真正的共和国民，不能有共和革命的胜利与巩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到底不是西方国家，中国人毕竟不是西方人，历史已经证明了学习西方非但不能挽救中国社会，反而生出无穷内乱，以至国势日下。于是他们又收回眼光来挖掘“国粹”，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反传统学西方及回归传统的国粹主义，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两大主要思想潮流。与反传统的思潮相应，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而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武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西方带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质的改变，由此，中国告别了以儒教治国的方式，走上向世界强国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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