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乐阳
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4期
唐乐阳
内容摘要:“文人论政”传统从王韬1874年创立《循环日报》开始到1948年储安平主持的《观察》被封而中断,前后共75年。“文人论政”是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报业区别于国外报纸的最大特色,是中国报业的独有传统。文章主要通过对张季鸾主编《大公报》期间的言论研究,结合“文人论政”在中国报业史上的发展脉络,对张季鸾主编《大公报》时期的办报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并予以简要阐述。
关键词:文人论政 张季鸾 大公报
中国报业上的“文人论政”传统发轫于《循环日报》的王韬,梁启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并对整个社会的启蒙、开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文人论政”的巅峰是在张季鸾主笔的新记《大公报》时代。张季鸾文人论政并非只在庶民中产生影响,而且真正做到了“上达天听”,对当时的政局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并且对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既是对“文人论政”的最佳诠释,也把这一传统深深烙印在中国报业历史轨迹之上,并成为中国报业区别于西方报纸的最大特质。
新记《大公报》是民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从对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来看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张季鸾身为其总编,指导整个《大公报》的言论工作、亲自执笔社评,凭借《大公报》践行着“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殚精竭虑,办好报纸是本位
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共同创立,吴鼎昌负责出资以及筹款,胡政之负责报社的经营管理,而言论工作则由张季鸾负责。“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担。如有不同意见,服从多数,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张季鸾决定。”
一家好的报纸当然不能只是拥有优秀的社评,这需要在新闻的新鲜性、新闻的重要性、新闻的类型、排版、编辑、文字等方面都有保障。张季鸾为了办好《大公报》,所付出的辛勤代价远非常人能及。他忙于编辑工作,经常在编辑部忙到凌晨。每天来到报社首先要对比京津各报短长,检查本报是否有漏过重大的消息。他还会对各地的电稿进行分类,重要的新闻留给自己制作标题。总之,正是在张季鸾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的工作以及他与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精诚合作中,《大公报》的“文人论政”特色在全国极为鲜明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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