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各家报馆“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报》能保持言论的独立性，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和英敛之的办报宗旨及思想理念有关。
首先，英敛之本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性格，对《大公报》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影响。虽然在《大公报》创办之初有诸多不利因素，但英敛之依然坚持下来，他保持了中国报人的独立人格，使得该时期的《大公报》成为知识分子论政的代表。1902年，中国社会正值动荡不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骤，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刚刚经历了戊戌变法，针对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形成了一个以康、梁为主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英敛之也是其中的一员，“英敛之的一生，经历了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近六十年中国社会的大劫难、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时代激流冲击下，他从一个满洲八旗子弟，转而为封建士大夫，转而为天主教友，转而为维新志士，转而为‘北方清议之望’，最后又以宗教慈善家终其身。”英敛之在政治上主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反对通过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在思想及言论上，他通过《大公报》启迪民智，倡导西学，提出《大公报》的两项宗旨：保皇立宪、开民智，可以说，英敛之的报刊实践过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他的宗教信仰和立宪派身份，也决定了《大公报》“宗教救国”和“立宪救国”的言论立场。
其次，英敛之“敢言”的士大夫精神，也在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言论中有所体现。《大公报》上许多重要言论都出自英敛之之手，虽然期间他也聘请了多位主笔，但依然控制着报纸的经营权和言论走向。《大公报》创刊伊始，英敛之即倡言：“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番言论正是英敛之为《大公报》定下的基调。同时，作为坚定的保皇立宪人士，英敛之视君主立宪为挽救中国的惟一出路。“中国之政体不改良则已，欲改良唯有立宪。”因此，该时期的《大公报》站在保皇立宪的基础上，开始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除了皇帝，英敛之对于官场的腐败，社会的种种问题，批评起来毫不留情。《大公报》创办第二天，英敛之提出“知无不言”；第五天，否定太后听政，盛赞“皇上有德”，对已经被软禁的光绪皇帝给予极高评价，之后又主张光绪亲政；同年8月，谴责八国联军在天津犯下的种种罪行；1903年，披露慈禧杖毙记者沈荩的详细经过；1905年，支持抵制美货，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还遭到了袁世凯“禁售”，这些都是当时《大公报》“敢言、直言”精神的体现。据统计，《大公报》在1902年平均每月发表“论说”25篇，1905年平均每月22篇，1908年平均每月20篇，1909年和1910年平均每月28篇，1911年前9个月平均每月26篇。创办初期的《大公报》通过“敢言”获得了舆论的关注。
最后，西方先进新闻思想与办报经验对《大公报》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作为报人的英敛之非常重视引入西方的办报经验，《大公报》创刊第六天，英敛之就阐述了中西报刊的发展渊源及办报的重要意义，并对诸国的报刊情况做了一个初略统计说明，他提出“以吾中国四万万人计算，若上比于英、法、德、日文明诸邦，必当有一万余家，方可相抵；若下列于澳大利亚、阿非利加野蛮之国，亦必有一千余家，乃可抗衡。”1902至1908年间，英敛之就报刊的进步意义与功能，发表了多篇“论说”，如《原报》、《说报》、《论新闻纸之势力》、《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遍设官报局以开风气说》与《说国家思想》等，这些文章中提出，我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多开报馆，并呼吁民众与知识分子重视报纸启迪民智、监督政府的功能。在当时的中国，报刊主笔被称为“斯文败类”，而在西方，报纸则是“政府监督”。民众的智识未开，报纸可以开启民智；民众的见识不广，报纸可以增长见识；政府出现了政策上的失误和盲点，报纸可以提出批评与提醒。由此可知，在英敛之眼中，报刊绝不仅仅是消遣娱乐的玩物，而是“一国舆论之代表”，是国家的耳目，民众的喉舌，所以报纸的责任是引导国民与监督政府。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报纸功能的美好愿景，希图通过现代媒体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英敛之还提出，“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征之。”叫因此，英敛之向国内读者介绍了英国《泰晤士报》的状况，“观该报之所以刊报章登报纸者，皆备弥求备，精益求精。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西人所以智识日开，学问日进，阅历愈广，技艺益精，报之功也。”其后，他又赞扬了英国报纸的新闻报道及其对国民所起到的“教训”作用，以及为什么把报纸称为教化国民的“大机关”。通过对西方先进新闻思想的引入，《大公报》开辟了“论说”、“来函”、“来函代论”等一系列栏目，对当时中国大众读者的产生与传播群体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体来说，该时期的《大公报》对言论较为重视，而新闻报道则稍显逊色。当然，在新闻报道中，《大公报》也有自己的特色，一些颇具意味的独家新闻，如慈禧太后的宫廷逸闻等，②对读者来说也起到了“广见闻”的作用。此外，该时期的《大公报》还通过转载“上谕”和各衙门发布的告示，以及汇编国内其他报纸的新闻来充实版面。《大公报》的汇编新闻和当时其他报纸相类似，其消息来源主要是《京报》和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然而为了避免虚假新闻的出现，“从1904年11月4日起，规定‘本馆定例，凡一切新闻，若非由本馆访事员采访而来，概不滥登’，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此外，对于当时报纸中大量出现的低级新闻内容，《大公报》明确表示抵制，“本馆以开风气、牖民智为上义。凡偏谬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
二、胡政之与《大公报》的现代转型
作为坚定的立宪派，英敛之并不希望清政府覆灭。但是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清朝的消亡，促使英敛之下决定隐退，而此时的《大公报》其实已颇具声望。1916年9月，原股东王郅隆与军阀徐树铮、商人倪嗣冲一起接盘《大公报》，同年，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经理兼《大公报》主笔。学术界论述《大公报》时，大多认为王郅隆时期乏善可陈，原因也大多集中在王郅隆的身份上，由于王郅隆是安福系的财神爷，他接手《大公报》后独家经营，不接受外人参股，《大公报》在此时也沦落为军阀的喉舌。据李思浩回忆，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资金都是由徐树铮拨付的，王郅隆接盘《大公报》后，徐树铮即推荐具有办报经验的胡政之出任总经理。因此，该时期的《大公报》和皖系军阀联系密切，一度成为安福系的宣传阵地。但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王郅隆虽然和安福系关系很深，但不代表《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王郅隆接盘《大公报》时，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1902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此外，从该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上来看，丝毫不逊色于当时其他进步报刊，“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代表人物胡政之，在谈起当时的历史时也认为，虽然王郅隆和皖系军阀关系密切（其实胡政之本人也带有皖系烙印），但并没有过多干涉《大公报》的具体事务，“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的确，王郅隆作为《大公报》的所有者一定会对报纸的风格产生影响，但从胡政之的上述言论可知，该时期的《大公报》相比从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对其影响最大的人物依然是胡政之本人。从1916年至1920年，胡政之主持《大公报》两年有余（其余时间出国采访），这段岁月也是王郅隆时期《大公报》最为兴旺的阶段。
在报纸版式上，胡政之对英敛之时期的保守进行了调整，版面从书册式改为通栏式。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用竹纸印刷，采用书册式（即一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白，每栏各加边框，印有《大公报》出版年月和版数等信息，对折后可装订成书册），细线版框，日出8页，每页版高21公分，宽11公分（包括中缝），中缝鱼尾下列号数、页数。每页2面，每面17行，每行42字。题目2号字，本文4号字，顶格排，无标点。小题亦用4号字，独占1行，英敛之时期的这一报纸版式，从1902年到1916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1916年秋，胡政之主持后，前后2次对报纸版式进行了调整。第一次是1916年11月，胡政之将《大公报》对开2栏改为4栏，每栏之间不再留白；第二次是1917年1月，将4栏改为6栏，后又变为8栏。在字号上也进行了调整，出现字号上的搭配与间隔，版面显得更为错落有致，改变了从前单调的局面。重要新闻则改用大号字体刊出，在内容上突出“言论”的重要性，将“言论”置于首栏“大总统命令”之前，并突出知识分子的地位，强调他们对舆论的引导作用。在要闻版以破栏加框的方式增加社会名流的访谈、演讲（这也为其后新记时期《大公报》与知识分子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至此，《大公报》彻底改变了面貌，从书册式变为一张现代化的报纸。
在报道内容及风格上，胡政之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1917年初，《大公报》刊载《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突出中央新闻与重要新闻，并增设了“特别记载”、“教育专纪”和“实业专纪”等栏目，“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教育专纪和实业专纪），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对于教育、实业和文化新闻的重视，是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特色，这得益于胡政之对报纸的革新。其后，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特别记载”栏目，采访对象主要是各界知识分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这几个专栏的设立，原因是胡政之看到了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之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他还以当时的欧战为例，提出现代战争不是纯粹以人多取胜，而是“脑力战”，日本国力的强盛正在于“教育之功”，而英国国力的衰退也在于缺乏“系统的科学之研究”。胡政之对专业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关注，也为日后《大公报》与知识分子合作的系列专门性副刊埋下了伏笔。
三、新记《大公报》的独立精神与论政风格
1925年11月，《大公报》再度停刊。1926年，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合股的新记公司接手《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凭借其“论政”风格再度名声鹊起，很快就与老资格的《申报》并驾齐驱，成为影响全国的主流报纸。正因为大公报人在言论风格上的坚持，《大公报》的影响日益扩大，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业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获此殊荣。当时，张季鸾在《大公报》的社评中表示，“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从发行量上来说，《大公报》并不是当时最高的，但从舆论影响力上来看，《大公报》已走到了全国前列，这与其一以贯之的独立意识及知识分子的“论政”风格紧密相关。
胡政之在回忆《大公报》的历程时，曾提到该报的“言论”特征，“自清末民初，本报即有敢言之名，慈禧听政，本报曾有归政之主张。洪宪称帝，本报都曾予以指摘。抗战军兴，本报与国家同生死，所以我们拥护国策，支持抗战，对政府帮忙。到胜利之后，形势已变，我们当然也跟着恢复我们民间报纸的身份。但其间绝不含政治的意味。对政府既没有亦步亦趋的必要，更没有与其未必不一致的企图，一言以蔽之，便是‘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而且对任何党派，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公报》的“言论”方针是一脉相承的，不屈服于政治势力，而是以“文章报国”的态度，凭“本心”来评论新闻事件。正如刊载于《大公报》上的《报人宣誓》所言：“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诣，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陵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讨，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我们对忠良军民，必敬爱褒扬；对汉奸国贼，必严厉贬责。我们拥护政府抗战建国，服从领袖的领导；但绝不阿谀邀宠，逢迎取媚。我们誓做国家的忠卒，并愿做政府的铮民。”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遭遇的种种无奈，强烈刺激到了大公报人，如何保持报人与报纸的独立性，是当时大公报人思考的重要命题。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从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上深切感受到，依附于某一政治团体会对报社发展产生毁灭性打击，王郅隆办《大公报》沦落到最终十余份印量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正式续刊，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忙”的社训，既是对英敛之时期“敢言”的继承，也是对王郅隆时期的反思。吴鼎昌曾回忆，办报是为新闻，可以说办《大公报》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而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文人论政”是中国现代报纸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种报纸与其他商业报纸一样以盈利为基础，但其目的不是利润，而是议政，即通过经济上的独立保证报纸的言论自由，摆脱政党与资本的束缚，从而实现言论独立与新闻自由。因此，“文人论政”的报纸“应被称为‘以政论为目的的民间商业报纸’。它既有商业报纸的性质，也有政论报纸的灵魂。”此外，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针对《大公报》所提出的一系列办报方针，“是中国报纸独立发展的肇始，是中国报人独立意识的开始。胡政之曾说过，当时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到达，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从整体上来看，从英敛之的“敢言”到新记时期的“文人论政”，都表明《大公报》是属于文人的报纸，是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双重作用下诞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报纸。其“论政”风格源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议，清议不仅和道德有关，也和政治有着密切联系，是一种“士”人之间交流与教化的工具，对现实政治、社会风潮和政府官员提出意见，并为统治阶层所接受，进而成为一种“公论”或“政论”，这一传统理念一直是大公报人信奉的准则。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崩溃，知识分子丧失从政渠道以后，创办报纸发表言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延续政治与道德理想的首选方式。此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三不朽”之说一直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但比较而言，立言不朽才是士大夫价值实现更具现实性的途径……文士不再追求立德立功，而为了作品的传播忧心奔走。”所以，相对于传统清议而言，如宋代的“书院论政”和明代的“结社论政”，现代的“报刊论政”拥有更加广阔的舆论空间，其传播范围也比前者更大。当现代媒体出现以后，知识分子利用报纸将“论政”传统保持下来，知识分子的“报刊论政”也成为中国20世纪前期的媒体特色。《大公报》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它也成了中国报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3条：
1、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2、积德为产业，强胜于美宅良田。
3、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共11页word资料》相关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