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国家图书馆 (巴黎)
沈弘 编译
当哥伦布刚刚发现美洲大陆时，文艺复兴的新学问都集中在意大利的图书馆，还有一个半岛文化的突出前哨是在匈牙利的马赛厄斯·科文努斯的宫廷。一百年以后，这个模式完全被改变。只有梵蒂冈图书馆仍然保持着它的地位，布达佩斯已经被土耳其人所攻占，另有两个著名的十五世纪意大利图书馆已经消失，剩下的意大利图书馆也因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和西班牙新崛起的图书馆而黯然失色。在17世纪中，法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主要继承者，而且它通过军事征服而成为拥有意大利手抄本最多的外国。
自圣路易(1226-70)起，法国皇家爱好文学已经形成传统。国王查理五世于1373年在卢佛宫的一个塔楼上收藏了917册书，占据了塔楼三层的房间。其中有一个房间墙壁是用泥炭木嵌镶的，并且还装设了黄铜窗栅栏，以防“飞禽走兽”。屋内的家具包括装有旋转桌面的读经台，即十六世纪以后“书轮”的前身，但在1424年，所有的书都被亨利五世的兄弟贝德福特公爵约翰买走，后者死后，这些书就在英国失散了。
皇家图书收藏的第二个核心是从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开始的。在从阿拉贡王国的战利品中，除了被运到布里塔尼的安妮在安布瓦斯的邸宅“以装饰该城堡”的挂毯、油画、大理石和斑岩外，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册印刷书和手抄本的图书馆。藏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古希腊文手抄本，它们是那不勒斯的费兰德一世从失宠的侍臣安东内罗·皮特鲁奇那儿没收来的。查理八世尽管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却受过人文主义的熏陶，并且雇佣了伦巴第作家保罗斯·艾米琉斯和贾纳斯·拉斯卡里斯，后者在梅第奇被驱逐出佛罗伦萨以后，就投靠了新崛起的列强法国。
莱奥波德·德利尔认为将皇家图书馆变成国家图书馆的主意最早是由查理的堂兄弟和继位者路易十二(1499-1515)提出来的。无论如何，路易是个伟大的收藏家。他从做诗人的父亲，奥尔良的查理，那儿继承了布洛瓦宫的两百多部手抄本，而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安布卢瓦斯的阿拉贡图书收藏，一个战败的米兰公爵藏于帕维亚城堡中的大部分图书，来自那不勒斯费兰特遗孀的藏书，以及一位佛兰芒绅士，布鲁日的路易，的手抄本，后者曾帮助查理五世从英国买书。所有这些收藏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们大多是无系统性的哥特式文艺复兴时期文本。最早有记载的借阅图书证据是在下一位国王的任内。假如说必须挑选一个能证明法国国家图书收藏是为增进世代学术发展而存在的日期，那么成立枫丹白露宫图书馆的1544年便是当之无愧的。
国王的多明我会忏悔神父兼图书管理员纪尧姆·帕维于1518年制定了布洛瓦宫藏书的一个清单列举了1,626册书，其中有41册是古希腊文的，四册是希伯莱文的，还有两册是阿拉伯文的。一位那不勒斯的来访者，红衣主教阿拉贡的路吉的秘书，贝蒂斯的安东尼奥，在前一年写下了对这个图书馆的描述：
“在这个城堡或宫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室内放了两排书桌，四周靠墙的书架从地板一直达到天花板，全都装满了书。除了这些书以外，还有一些放在内屋的木柜里，这些书都是用最漂亮的字体誊抄，然后用各种颜色的绸缎包装，并且带有华美的书扣和镀银的挂钩……”
换言之，有部分书是按照意大利的方式放在两排书桌上(现存藏书上所印的“靠庭院一边”和“靠护城河一边”就是用来区分书桌上图书的)，另一部分放在靠墙的斜面书架上，它们似乎是带有书名标记的封底朝上放的。两个木柜用来放置珍本书，其中有一些曾被拿给那不勒斯的来访者欣赏：如彼特拉克的《凯旋》和《论改变命运的良药》，一部大开本的圣母祈祷书，一部“带有希腊图画的”耶稣受难神秘剧，以及有法语和拉丁语两种文字的奥维德《变形记》。这些书的选择意味深长，除了耶稣受难的袖珍画难以鉴定之外，其它都是哥特式字体的作品。它们显然比馆藏众多的人文主义手抄本更受到重视：贝里公爵的《大祈祷书》中有赫斯丁的雅克马尔所绘制的大型袖珍画(后被人从书中取走)，而赠送给路易十二的两部彼特拉克法译本中有卢瓦画派艺术家所绘制的色彩淡薄的袖珍画装饰。
与此同时，对人文主义更为有利的新一代统治已经开始，弗朗西斯一世尽管不是一位古典语言学家，但他深受罗马历史和古典文化中英雄业绩的熏陶。这从他手边的那些图书中便可窥见一斑：贾斯廷努斯，修昔底斯，阿皮安和戴奥多鲁斯·西库鲁斯等人的法译本，还有《特洛伊的毁灭》，《玫瑰传奇》和其它一些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在一部于1519年献给国王的一部《箴言集》中，人文主义者纪尧姆·比代提出国王的荣耀有赖于他对文学的赞助，这一提法居然被国王所接受，而作者本人也被正式任命为新创立的皇家图书馆馆长。没有迹象表明比代只是将这个职位看做是一个闲职，而历任的图书管理员──埃塔普尔的雅克·勒费弗尔，沙洲的让，及诗人圣热莱的梅林──依然跟以前那样管理着图书收藏。但是比代急于想推动希腊语的研究，摆脱极为保守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控制，于是他便说服国王，成立了一个皇家学院，即如今法兰西学院的前身。1530年，该学院任命了希腊语、数学和希伯莱语的高级讲师，1533年又任命了拉丁语的高级讲师，并且开始着手收集古希腊文手抄本。法国皇太子的导师，克里蒙纳的吉罗拉姆·封迪罗在一次赴意大利的旅行中购买了五十部古希腊文手抄本，其中二十部是从里厄主教平斯的让私人庄园里买来的，而其它的手抄本则是通过驻维也纳和罗马的法国大使购买的。馆藏中数量最多的古希腊文手抄本来自蒙特佩利尔主教，1539至1542年间驻威尼斯大使纪尧姆·佩里西尔。还包括来自一位流亡的科孚人安东尼奥斯·埃帕科斯的38部手抄本。另外还有印刷商阿尔杜斯的内兄阿索拉的乔万尼·弗朗西斯科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手抄本收藏。
直到1540年, 佩里西尔还告诉康士坦丁堡的法国特使说这些书是为国王在巴黎的学院而买的。但是把它们转给皇家图书馆，以组成一个国家学术研究中心的决定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所作出的。对于图书馆的重新强调也许是来自城堡的皮埃尔，后者于1537年被任命为皇家朗诵者，其任务是给国王朗诵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这一任命的结果就是1537年12月28日颁布的著名法令，《蒙彼利埃法令》，即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寄存法。印刷商和书商每出一种新书，都必须呈交一本给布洛瓦宫的图书管理员。进口的外国图书出售之前也都必须呈交一本供审查，假如合适就买下。据法令解释，这一方法可使当代作品汇集布洛瓦宫，以作为君王鼓励文学繁荣的纪念碑。王位继位者必须爱好学习研究，乐于继续赞助文学，而且后代也可以找到保持原始纯洁性的文本，以免它们掺杂讹误或消失。
另一个提及弗朗西斯一世意图的是罗贝尔·埃蒂安纳，他于1539年被授予希伯莱语和拉丁语印刷商和书商的皇家特许证书，三年后又获得希腊语印刷商的皇家特许证书。在他出版的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1542)的序言中提到国王“耗费了巨资正在装备修缮一个藏有各种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书籍的图书馆……对于那些花费皇家币帛从意大利和希腊买来的古代作品文献，他不仅不吝啬将其示人，而且要将它们对所有人开放，并供他们使用。”这儿所描绘的图书馆1544年终于落成。布洛瓦宫的1,894册书与地球仪和装在皮箱里的鳄鱼头一起被运到了枫丹白露宫的一个画廊里，再加上国王的268部古希腊文手抄本(几年后又增加到了540部)和在波旁的康士坦丁变节背叛之后所没收的波旁家族图书收藏。这个在枫丹白露宫的图书馆并未完全对外开放，但是从埃蒂安纳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国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刊印那些尚未出版的文本，使之可以为大众所用。三种特殊的希腊语活铅字，即“皇家希腊字体”，是克劳德·加拉蒙德模仿图书馆雇用的一位克里特人昂热洛·韦吉西奥斯所誊抄的手抄本中的字体和装饰所刻制的，而且得到了国王的资助。1544年出版的优西比乌斯《教会史》初版本是用这些希腊语活铅字印刷的第一本书，而于1550年出版，基于九部皇家手抄本的希腊语《新约》影响力最大。据说弗朗西斯一世选定了哈利卡纳萨斯的迪奥尼修斯所著的《罗马史》，并将其于1546-7年间出版，他还建议用小号的希腊语活铅字于1546年刊印了一部袖珍本《新约》。
由弗朗西斯一世开始的一项重新装订古希腊文手抄本和来自布洛瓦宫破旧书的计划，被他的继位者亨利二世以过分铺张的规模继续了下去。从他的统治时期(1547-59)有九百多册装订本幸存了下来。天才的设计家，来自地中海东岸的摩洛哥山羊皮和伊斯兰艺术的灵感，使得该时期的图书装订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迄今最光彩夺目的枫丹白露宫藏书一旦被摆放在一个单独房间里的书桌和斜面书架上时，其景观一定会令人难以忘怀。也许是为了模仿法国的皇家图书收藏，多斯加尼的大公爵弗朗西斯一世才于1585年将洛伦佐图书馆的手抄本统一用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重新进行装订的。
1567年，巴黎大学的钦定讲座教授皮埃尔·拉姆斯向法国皇太后凯瑟林·德·梅第奇请求将这个图书馆运到巴黎来，以供文人学者使用，并且离大学也近一些。他引用洛伦佐·德·梅第奇的例子，后者“不是将图书馆设在自己漂亮的别墅里，而是将它置于祖国众人瞩目的地方”。这种说法显然奏了效，几年后，这个已经拥有3,650册书的皇家图书馆被安置在巴黎一座地址不明的建筑物的两个楼层之中，它们在那儿可能是首次按现代方式排列。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枫丹白露宫的图书馆很可能会萎缩，因为后来的国王可能会喜欢别的住处，而一旦搬到首都，图书馆便会顺应国家的需求而发展。
在亨利四世任内(1589-1610)，这个图书馆搬到了被耶稣会撤空了的克莱蒙特学院，接着又被图书馆长，索的雅克-奥古斯特先后运到科迪莉亚的修道院和它在竖琴街的一个分院。1622年完成的第一部图书馆目录列举了6,000册图书，1656年雅克·迪皮遗赠的图书使该收藏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半。后者的赠书中包括一部五世纪的李维《三十年代》手抄本，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古典作品手抄本之一。J.B.科尔贝尔通过他作为挂名馆长的兄弟而执掌图书馆的1661至1683年是一段非常活跃的时期：他购置图书收藏，指示大使们买回外国图书，并派遣旅行家去东方收寻手抄本。奥尔良的加斯东收集的奖章组成了现在“奖章陈列馆”的核心。为了他自己的方便，科尔贝尔将图书馆迁到了他家花园后面的维维安妮街。1724年，图书馆最后一次搬迁，移入了街对面内弗斯公爵的邸宅内。
在这整个时期内，图书馆都没有对公众开放，就连艾萨克·沃西斯这么著名的学者也须通过王宫中的内线才得以进入图书馆的。所以当卢瓦的修道院长(这位早熟的博学者在九岁时，他父亲就买下了皇家图书馆馆长的官职以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于1692年宣布将图书馆每星期开放两次时，在巴黎顿时成为重要新闻，被誉为“珍馐佳肴”。这一制度在六年以后还在实行，当时的利斯特博士发现图书馆占据了两层楼的22个房间，书柜上都装有铁栏栅进行保护。但是它后来又重新衰落，直到1735年才永久对读者开放，但也只是每星期两次。
法国革命首先带来了政治控制的严峻现实。最后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奥尔梅森的勒费弗尔，以及他的两位继承人，吉伦特派的提名候选人，卡拉和尚福尔，都一起被捕。尚福尔死于狱中，另外两人则死于断头台上。修道院长巴泰勒米和他的侄子出狱以后及时阻止了“奖章陈列馆”的藏品被回炉。一位下院议员提议烧毁图书馆，理由是它被“皇家图书馆”这个名称所玷污。这个威胁差点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社员手里变为现实，只是因为时间仓促和缺乏引火材料才未得逞。另一个建议，即“巴黎公共图书馆和各政府部门的藏书再也不能容许用可耻的奴役标记来玷污共和党人的眼睛。所有这些标记都得被马上消除：例如在封皮上或其它地方代表法国王室纹章的百合花，以及所有序言和题跋中凡提到国王和贵族的地方都得被删去。”该提案曾被起草为法令，但幸亏由于两位书商和一位印刷商，勒努阿尔，夏尔丹和迪多所引发的一场报纸争论而被撤销。
革命使法国的图书馆系统搞得混乱不堪：在巴士底监狱被攻陷后的二十年中，法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书籍都被易主。从移民国外者，宗教团体和罪犯那儿没收的150万册图书被集中在巴黎的八处仓库之中：国家图书馆的高级职员尽其所能，从中挑选了十万册印刷书和约七万部手抄本。除此之外，在被征服国家收集文物战利品的特派员们所运回的西欧纪念碑式的重要文学作品也开始渊源不断地抵达图书馆。这些战利品在滑铁卢战役之后不得不重新贮存，而担任印刷书籍部主任长达43年的约瑟夫·范普里特于1818年成功地在他的部门造成一种井井有条的假象，使英国藏书界的泰斗，托马斯·弗罗格内尔·迪布丁神父发现他“温文尔雅”，接待英国来访者时毕恭毕敬，摆出了众多书页未曾裁开的古典作品和阿尔杜斯用犊皮纸印刷的书籍来使客人大饱眼福。但是过了四十年以后，大量新添的藏书仍未编目或整理，而剩余的编目工作直到鼎鼎大名的利奥波尔德·德莱尔掌管图书馆事务期间(1874-1905)才最后完成。除了法定的寄存书之外，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本世纪又增添了一项图书拍卖时的先买权。它跟大英图书馆馆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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