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土家礼俗文化嬗变与空间秩序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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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2年第03期
摘 要：以列斐伏尔、詹姆逊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空间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给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鄂西土家乡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礼俗文化嬗变成为乡村秩序流变的表征，其乡村价值空间“可靠性”交织着“缺失、异化、重构”的过程，社会群体关系也呈现集体分化、身份转换和关系变迁的多重样态，土家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其生活政治空间也变得杂糅混乱。综合来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依靠党和国家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构造土家人对国家发展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意象，并在乡村价值空间中重塑新的“礼俗”秩序，土家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
关键词：土家礼俗文化;空间秩序;乡村振兴战略;新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鄂西是土家族聚居地，在乡村建设发展进程中，由于地理区位、民族文化、历史基础、政府策略等多重因素影响，乡村振兴呈现多维图景，既有现实困境，也有发展契机。其中，土家乡土空间秩序变迁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传统“礼治”乡土秩序在市场化、个体化、法治化等众多理念溶解下，乡民的精神空间和行为秩序变得色彩斑斓。鄂西土家乡村社会形态流变正是在此背景下，呈现出异化、回归与创造的典型样态。以政治、文化空间视角观察民族地区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对新时代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礼俗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2018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文化振兴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作为文化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礼俗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价值根基，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论述最为精辟，传统乡村“礼俗”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是“从俗即从心”。[1]由此而言，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来源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不难发现，乡土社会结构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文化秩序的变化，根本在于族群价值观念的异变。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礼俗文化，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古代皇权下礼俗文化形成研究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稳定的核心，“礼俗”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中，礼是安排国家秩序和创造稳定阶层社会的手段，表现贵贱、亲疏、性别、长幼之别，也借由动作进行有关孝道的教化，透过动作来教导信仰[2]。宋代是庶民家族礼仪发展的奠基时期，由于大兴儒学在新兴庶民家族制度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庶民家族不再被“礼不下庶人”秩序束缚，从而对皇权有更多的归属[3];也有学者对西周和东周礼俗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公元前9世纪的政治危机中，周礼为周人带来了新秩序，突破了社会等级强化的标准解释[4];而明朝当政者试图在“用夏变夷”的旗号下，通过重新划分“胡汉”文化界限的方式，来建立士大夫对新政权的认同，则是一般新政权利用礼俗观念提升执政合法性的惯用作法[5]。基本共识是中国传统礼俗形成于儒家文化和皇权互动进程中，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礼俗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理想与现实、人文与自然、习俗与秩序的丰富内容，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文化资源[6];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礼俗互动的伦理，内化为修己之道，外化为治人之政，由此形成礼治秩序就是中国的国情与民性，也是礼俗社会的实质[7];另一方面，现代人“家”和“家乡”图景淡化，要记住乡愁，就必须重建乡土的礼俗，而这种礼俗不同于传统，它是平等的、包容的和积极的，成为乡村社会重构的关键[8];也有学者提出鉴于当前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行下礼俗秩序日渐枯萎，优化基层政治生态需要不断促进礼俗与法治的接轨[9]。总的来说，在中国基层社会秩序重构中，礼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重要路径。
（三）典型人物和区域礼俗文化实证研究
学者李洪卫对京津冀区域的法制建设及其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10];而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想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须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并吸收西方文化精义，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11];而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各区域文化差异很大，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秩序，有学者观察到湖南湘乡丧礼，传统葬礼用特殊仪式行为建构礼俗秩序，体现民众日常生活恒久性的本质信仰，为群体和社会提供的團结一致的核心精神与行为规则[12];有学者讨论了晋江传统村落的礼俗空间，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礼俗日渐式微，需要构建一套新的礼俗规约体系，充分挖掘礼俗文化在村落秩序生成中积极作用[13]。不难看出，学者对传统礼俗对现代生活秩序约束力消失表现了极度担忧，试图从现代“法治”“德治”中再次建构“礼治”的路径，并期待三者融合，共谋乡村振兴之路。
二、乡土社会变迁的空间理论建构
以列斐伏尔、詹姆逊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空间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给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要论述乡土社会变迁与空间理论的关系，就必须回顾空间理论产生的基本线索及其内涵。人类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伴随城市化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注意城市空间拓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中，空间特质主要作用在于作为物质世界承载的器具，时间范畴才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芝加哥学派是空间理论系统形成的创始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每个人或群体都履行着某一特定的功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种履行不同功能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共生关系。”[14]其目光依然是观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与秩序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人类群体自然竞争的结果。
对于空间的认识，出现重大转折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的诞生，提出了“社会空间三元论”（或称“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原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基础上，将“时空二元”观点中时间占主流的视角转换到空间问题，空间开始不仅被看作为物质生产的载体，而是被人有目的的生产出来，具有策略性和政治性，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15]。列斐伏尔概况为“空间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6]而另一位美国空间理论者、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也认为空间表达具有“一切表达，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表达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17]
基于空间理论视角，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运行的主要场所，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由于资本的统治，城市空间异化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城市与乡村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逐渐分离，再到对立，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结构，而城市最终成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场所。从历史来看，中国也曾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在服从国家战略、推动国家工业化中发展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对立的行政桎梏逐步走向流动互补，但显然乡村是入不敷出，亦存在着乡村空间异化的风险。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这场不可回避的城市化进程中，不管是落叶归根的情感寄托，还是出走游离城市的候鸟生活，相当数量出身于“农村”的城市“居民”灵魂深处都有着独有的意象空间印记。角度转换，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乡村的老弱妇幼与少数青壮年无疑将乡间泥巷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更免不了对曾经远游的经历时常缅怀。另一方面，多数通过务工、经商或求学等各种途径走出乡村的人，游走于城市高楼之间，即便获得了市民身份，源于观念、人情等多重牵绊，无论路程多远，物质空间存于万里，多数乡土情节藏于精神空间仍在毫米之间。不难得出一个合理结论，那就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符合空间意象政治结构的若干特征，乡村礼俗文化的变迁本身存在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和价值诉求，既有维系传统形式的部分，也承载城市化中个人和集体的意象空间想象。
鄂西土家乡村社会，由于地理区位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属于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相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物质形态，改变最大的是社会秩序的新生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生活政治”与“精神想象”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土家礼俗文化嬗变正是与乡土空间变迁一脉相连，交织出三层逻辑里路：一是乡土生活内涵从“自然社会”到“现代生活”的极大丰富;二是乡村社会与城市规划的物理勾连，城镇化较快增长，进城而不脱产;三是乡土生活与城市“拜物性”物质精神生活追求的价值冲突。概言之，礼俗文化嬗变承载着乡村群体的生活内涵、生存空间、生活境界的多维空间。因此，土家“礼俗”文化的“破”与“立”，正是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民精神意象空间“异化自我、找到自我”的构造过程。
三、土家礼俗文化变迁的多重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在熟悉的社会中，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里的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所谓“从俗即是从心”。由此而言，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来源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土家礼俗变迁正是这种“可靠性”在乡土社会秩序变迁中“缺失、异化、重构”的过程。伴随“可靠性”波动曲线的是乡民精神意象空间不断破碎与重构，包含着个体对群体经济、政治、价值、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想象，也展现着个体命运在乡土社会变迁中的荣辱兴衰。
（一）可靠性缺失
土家礼俗文化嬗变正是从“可靠性缺失”开始的，在传统的礼俗文化中，具有文化符号和精神价值的“礼”物（实物载体）逐步从礼俗中消失，诸如春节重礼家家户户自制“年糕”，刻印“龙凤呈祥”“大吉大利”“岁岁平安”“恭喜发财”等祝词，其材质、做工、大小都显示主人家“亲疏有别”的价值评价，这大致是20年前的基本印象。随着乡村社会空间的扩大，乡村获取资源的渠道拓宽与超越生存需要的诉求，乡村劳动力的缺失，春节礼俗文化传统氛围越来越淡，这种“费力不讨喜”的文化符号就再也没有生存空间了。现如今，只有在旅游市场，才能偶尔一窥端倪，其本身意义也变成了糊弄游客的道具。这仅是土家礼俗文化逐渐流失的一个缩影，本身显示的就是某些传统规矩不再继续主导乡村秩序，是乡村社会空间走向城市的一道侧影。也许并不能说某些传统礼俗丢失就是坏事，但从长远看，年轻一辈人的精神意象追求中如果只有“钱”的“美好愿景”，乡土社会将再也难以承载乡情、抚慰心灵，不再成为“吾心安放”的故乡。
（二）可靠性异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乡村与城市空间紧密勾连，乡村资源一时难以支撑起更多需求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乡村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现象凸显，导致乡村社会进一步分化。在土家礼俗变迁中另一表现就是“礼俗的异化”，典型样态为“人情”迅速被货币化、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权力化。“红包厚度”成为“交情淡薄”的主要衡量标准，人情交往场域成为多重权力交织的空间角逐。传统的土家乡村对政治生活的并不敏感，土地资源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一分地”对簿公堂事件时有发生。近10年来，乡村社會空间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逐步扩展，乡民整体从“生存需要”变成了“发展需要”，人情往来不再单纯是一种情感交流，更多是关系维护与构筑利益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在礼俗文化变迁中，“睦邻友好”价值观也遭受了巨大挑战，“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可靠性异化”的主要缘由之一。这种“礼俗”异化的意象，来源于乡民对社会身份定位的追逐，渴求得到集体额外关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精神诉求，这也是乡村社会空间内涵拓展的结果。
对于空间的认识，出现重大转折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的诞生，提出了“社会空间三元论”（或称“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原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基础上，将“时空二元”观点中时间占主流的视角转换到空间问题，空间开始不仅被看作为物质生产的载体，而是被人有目的的生产出来，具有策略性和政治性，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15]。列斐伏尔概况为“空间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6]而另一位美国空间理论者、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也认为空间表达具有“一切表达，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表达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17]
基于空间理论视角，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运行的主要场所，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由于资本的统治，城市空间异化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城市与乡村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逐渐分离，再到对立，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结构，而城市最终成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场所。从历史来看，中国也曾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在服从国家战略、推动国家工业化中发展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对立的行政桎梏逐步走向流动互补，但显然乡村是入不敷出，亦存在着乡村空间异化的风险。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这场不可回避的城市化进程中，不管是落叶归根的情感寄托，还是出走游离城市的候鸟生活，相当数量出身于“农村”的城市“居民”灵魂深处都有着独有的意象空间印记。角度转换，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乡村的老弱妇幼与少数青壮年无疑将乡间泥巷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更免不了对曾经远游的经历时常缅怀。另一方面，多数通过务工、经商或求学等各种途径走出乡村的人，游走于城市高楼之间，即便获得了市民身份，源于观念、人情等多重牵绊，无论路程多远，物质空间存于万里，多数乡土情节藏于精神空间仍在毫米之间。不难得出一个合理结论，那就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符合空间意象政治结构的若干特征，乡村礼俗文化的变迁本身存在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和价值诉求，既有维系传统形式的部分，也承载城市化中个人和集体的意象空间想象。
鄂西土家乡村社会，由于地理区位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属于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相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物质形态，改变最大的是社会秩序的新生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生活政治”与“精神想象”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土家礼俗文化嬗变正是与乡土空间变迁一脉相连，交织出三层逻辑里路：一是乡土生活内涵从“自然社会”到“现代生活”的极大丰富;二是乡村社会与城市规划的物理勾連，城镇化较快增长，进城而不脱产;三是乡土生活与城市“拜物性”物质精神生活追求的价值冲突。概言之，礼俗文化嬗变承载着乡村群体的生活内涵、生存空间、生活境界的多维空间。因此，土家“礼俗”文化的“破”与“立”，正是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民精神意象空间“异化自我、找到自我”的构造过程。
三、土家礼俗文化变迁的多重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在熟悉的社会中，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里的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所谓“从俗即是从心”。由此而言，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来源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土家礼俗变迁正是这种“可靠性”在乡土社会秩序变迁中“缺失、异化、重构”的过程。伴随“可靠性”波动曲线的是乡民精神意象空间不断破碎与重构，包含着个体对群体经济、政治、价值、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想象，也展现着个体命运在乡土社会变迁中的荣辱兴衰。
（一）可靠性缺失
土家礼俗文化嬗变正是从“可靠性缺失”开始的，在传统的礼俗文化中，具有文化符号和精神价值的“礼”物（实物载体）逐步从礼俗中消失，诸如春节重礼家家户户自制“年糕”，刻印“龙凤呈祥”“大吉大利”“岁岁平安”“恭喜发财”等祝词，其材质、做工、大小都显示主人家“亲疏有别”的价值评价，这大致是20年前的基本印象。随着乡村社会空间的扩大，乡村获取资源的渠道拓宽与超越生存需要的诉求，乡村劳动力的缺失，春节礼俗文化传统氛围越来越淡，这种“费力不讨喜”的文化符号就再也没有生存空间了。现如今，只有在旅游市场，才能偶尔一窥端倪，其本身意义也变成了糊弄游客的道具。这仅是土家礼俗文化逐渐流失的一个缩影，本身显示的就是某些传统规矩不再继续主导乡村秩序，是乡村社会空间走向城市的一道侧影。也许并不能说某些传统礼俗丢失就是坏事，但从长远看，年轻一辈人的精神意象追求中如果只有“钱”的“美好愿景”，乡土社会将再也难以承载乡情、抚慰心灵，不再成为“吾心安放”的故乡。
（二）可靠性异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乡村与城市空间紧密勾连，乡村资源一时难以支撑起更多需求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乡村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现象凸显，导致乡村社会进一步分化。在土家礼俗变迁中另一表现就是“礼俗的异化”，典型样态为“人情”迅速被货币化、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权力化。“红包厚度”成为“交情淡薄”的主要衡量标准，人情交往场域成为多重权力交织的空间角逐。传统的土家乡村对政治生活的并不敏感，土地资源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一分地”对簿公堂事件时有发生。近10年来，乡村社会空间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逐步扩展，乡民整体从“生存需要”变成了“发展需要”，人情往来不再单纯是一种情感交流，更多是关系维护与构筑利益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在礼俗文化变迁中，“睦邻友好”价值观也遭受了巨大挑战，“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可靠性异化”的主要缘由之一。这种“礼俗”异化的意象，来源于乡民对社会身份定位的追逐，渴求得到集体额外关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精神诉求，这也是乡村社会空间内涵拓展的结果。
对于空间的认识，出现重大转折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的诞生，提出了“社会空间三元论”（或称“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原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基础上，将“时空二元”观点中时间占主流的视角转换到空间问题，空间开始不仅被看作为物质生产的载体，而是被人有目的的生产出来，具有策略性和政治性，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15]。列斐伏尔概况为“空间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6]而另一位美国空间理论者、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也认为空间表达具有“一切表达，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表达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17]
基于空间理论视角，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运行的主要场所，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由于资本的统治，城市空间异化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城市与乡村也在资本主义生產关系中逐渐分离，再到对立，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结构，而城市最终成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场所。从历史来看，中国也曾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在服从国家战略、推动国家工业化中发展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对立的行政桎梏逐步走向流动互补，但显然乡村是入不敷出，亦存在着乡村空间异化的风险。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这场不可回避的城市化进程中，不管是落叶归根的情感寄托，还是出走游离城市的候鸟生活，相当数量出身于“农村”的城市“居民”灵魂深处都有着独有的意象空间印记。角度转换，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乡村的老弱妇幼与少数青壮年无疑将乡间泥巷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更免不了对曾经远游的经历时常缅怀。另一方面，多数通过务工、经商或求学等各种途径走出乡村的人，游走于城市高楼之间，即便获得了市民身份，源于观念、人情等多重牵绊，无论路程多远，物质空间存于万里，多数乡土情节藏于精神空间仍在毫米之间。不难得出一个合理结论，那就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符合空间意象政治结构的若干特征，乡村礼俗文化的变迁本身存在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和价值诉求，既有维系传统形式的部分，也承载城市化中个人和集体的意象空间想象。
鄂西土家乡村社会，由于地理区位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属于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相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物质形态，改变最大的是社会秩序的新生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生活政治”与“精神想象”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土家礼俗文化嬗变正是与乡土空间变迁一脉相连，交织出三层逻辑里路：一是乡土生活内涵从“自然社会”到“现代生活”的极大丰富;二是乡村社会与城市规划的物理勾连，城镇化较快增长，进城而不脱产;三是乡土生活与城市“拜物性”物质精神生活追求的价值冲突。概言之，礼俗文化嬗变承载着乡村群体的生活内涵、生存空间、生活境界的多维空间。因此，土家“礼俗”文化的“破”与“立”，正是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民精神意象空间“异化自我、找到自我”的构造过程。
三、土家礼俗文化变迁的多重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在熟悉的社会中，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里的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所谓“从俗即是从心”。由此而言，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来源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土家礼俗变迁正是这种“可靠性”在乡土社会秩序变迁中“缺失、异化、重构”的过程。伴随“可靠性”波动曲线的是乡民精神意象空间不断破碎与重构，包含着个体对群体经济、政治、价值、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想象，也展现着个体命运在乡土社会变迁中的荣辱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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