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平民与明星的共同狂欢
白静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4(000)001
【总页数】3页(P103-105)
【作 者】白静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国好声音》在当下娱乐节目泛滥，观众审美疲劳，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限娱令”的媒体生态下，能够脱颖而出，收视率气势如虹，实属不易。而节目形式新颖，明星亲民，草根蜕变，制播分离，正能量的传达，都是其成功的因素。这也预示了以后娱乐节目发展的趋势，对其研究也就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
2012年，对于大陆电视格局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之前一些娱乐节目的过度娱乐化，使得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2011年10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限娱令”，采取了娱乐节目内容整治、播放时间缩短等措施，来限制娱乐节目的过度发展，遏制节目与节目之间的彼此抄袭、复制，导致受众对于选秀节目的审美疲劳。然而《中国好声音》自开播以来，收视率气势如虹。那么，在当下形式并不乐观的媒体娱乐生态下，为什么会有如此成绩？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值得思考。无论是从节目本身还是从受众等方面，《中国好声音》都有很大的创新，其突出的成绩也预示着未来选秀类节目的发展动态。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以往的选秀节目，不管是海选环节还是晋级环节，评委总是正襟危坐地坐在评委席，对选手评头论足。评委高高在上，参赛选手没有很多的机会与评委交流，彼此产生了距离感，甚至在选择选手时，偏离了栏目主题。比如说，歌唱类选秀节目，由于强调了视觉审美，选出来的选手很有可能是最具有商业价值的，或最具有噱头的“伪声音”。这样，往往只注重参赛者的长相、服装等外在的条件，而忽略了真声音的选拔。但是，《中国好声音》就与以往的歌唱类选秀节目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源自其对节目原版模式的成功运用。
《中国好声音》的原版是荷兰的《The Voice》。2010年在荷兰国内播出此节目时，引起了普遍好评。随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引进其制作模式，出现了《The Voice of American》，《The Voice of UK》等同样形式的歌唱类选秀节目。节目采用的是评委背对观众，坐在大型的转动座椅上，每个选手出列之前，都会有一段简短的VCR，主要是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介绍自己。唱歌过程中，如果没有评委转身，则表示歌唱失败，直接淘汰；如果有评委转身，权利反转，参赛选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歌唱导师，以备战后边的比赛。其实，模仿外国的娱乐节目，在国内并不少见，“选秀”一词的流行，主要源自于2005年湖南台的《超级女声》，但只是模仿外国此类节目的制作，都是很表面的效仿，本质上还是中国式的栏目，包括后来的《舞林大会》、《加油！好男儿》等，都是在模仿国外此类栏目的内容而制作的，这也就无所谓版权的问题，于是国内自《超级女生》之后，掀起了一股选秀的浪潮，这也免不了节目之间的相互抄袭，相互复制。甚至有些节目很难从正当的选秀找到突破，而不得不通过制造绯闻，故意选拔出又奇又怪的选手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有些节目的恶俗、搞笑，只是赢得了一时的收视率，并没有持续地发展下去。
而《中国好声音》与以前此类的模仿节目不一样的是，引进其栏目的版权，这样，对方提供的不单单是节目内容，还有节目的制作模式，以及一些硬件的支持。“在购买成功之后，版权方会提供相关于节目运营的一些技术，比如情节设计、灯光、音乐、舞蹈、地点流程等，甚至连一封邀请函都会进行详细的说明。在节目进行试播期间，版权方还会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参与指导工作，其中包括节目的制作、执行、营销等各个环节。”[1]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中国好声音》栏目的LOGO、宣传品、背景等等，和原版节目中的一模一样。这也保护了其品牌意识，避免了国内雷同节目的出现，
娱乐选秀栏目，从参与人的身份上，可以划分为平民选秀和明星选秀。平民参与选秀，观众看到的是和自己身份、地位、背景相似的普通老百姓，一步步蜕变成万人瞩目的过程。观看期间，观众可能与选手在经历或者日常生活上产生共鸣，从选手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时也刺激了观众参与节目的欲望。这也是此类节目收视率的保障。另一种去明星化的栏目，参与者是明星，观众与明星亲密接触，观看明星神秘外表下的日常生活和平常心声。褪去大明星的光环，与草根一样展示在观众面前，这不是对其身价的贬值，反而是亲民路线最好的诠释。主流文化是一种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类型，体现媒体喉舌作用和引导价值。而“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现象,它是现时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体现”[2]。《中国好声音》的去精英化的文化内涵，使得大众更易接受。
《中国好声音》之前好多选秀节目都是评委席与演出席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方面显示了评委们的威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距离感，缺少彼此间的互动。每次演出就如一场考试一样，评委不得不通过奇装异服，尖刻的评论来吸引观众，同时也看不到评委去明星化的真实。去草根化的确是节目收视率的法宝之一，但是，参与者过多的煽情，过多的故事，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怀疑其真实性。去明星化在目前的娱乐节目中不是太多，那么两者同时出现在一档栏目中的节目也就更少啦。
《中国好声音》非常注重评委与选手的互动，刚开始演唱时，主动权在评委手中，评委只凭借声音选择是否转身，是否认可选手的声音，一旦转身，则权利反转，选手可以选择自己心目中的评委作为备战导师。导师抢人环节也是很大的看点，在第一季中，杨坤的32场演唱会已经成为流行用语，那英甚至光脚与选手共同演唱；在第二季中，张惠妹、汪峰的加入使得节目更加有看头。在选手歌唱期间，非常注重拍摄各个评委们的表情动作，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让观众看到明星亲民的真实一面。于是，《中国好声音》，不单单是平民的蜕变记，同时也是明星的狂欢。
制播分离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并不陌生。在我国。上世纪的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国情，体制内缺乏积极的动力，体制外又没有良好的合作商机，所以导致制播分离的搁浅。目前我国的媒体生态现状，使得制播分离迫在眉睫。首先从我国自身的电视节目来说，由于长期施行采、编、播一体化的生产模式，自产自播，导致缺乏竞争机制，所拍出来的节目刻板化、模式化，缺乏新意，并没有以观众为导向，而是一直在遵循相关的制播政策，这样也就导致了目前很多电视节目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重复运转，不能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的需求；其次从国际视野上来说，国外很多精彩的电视节目都早已采取制播分离，我国也在努力效仿，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简单的节目形式的复制，没有深刻地考虑其制作模式以及市场需求。对于国外的优秀节目，我们更应该思考其之所以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效仿才能使其更加本土化，符合我国的受众需要。
制播分离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英国FremantleMedia就是这类独立制作公司的典型代表。该公司制作出了很多优秀的节目，比如说《英国达人秀》、《学徒》、《美国偶像》等。“制播分离目前可以分为三个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电视台外包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把一些纯粹的劳务，外派编导、摄像与制作公司共同完成，但是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由电视台掌控。第二种模式制作公司买下电视台的某一时段，制作公司负责节目周期播出的制作任务，但是电视台来负责审片和播出，这种方式是目前制播分离的主流。”[3]第三种模式，制播完全分离。英国FremantleMedia，就是彻底的制播分离，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电视台负责搭台，民间的独立制作公司前来唱戏，最后所得门票收入，按照合同来分配。如此，制作的节目越是好看，前来观看的人也就越多，创下的收视率越高，越能吸引广告商的赞助。这样，制作方也就不会吝啬制作费用，从而制作出更加精彩的节目，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制播分离的模式效仿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只是拘泥于形式，其本质是引入竞争的机制，分解电视台制播的压力，把“领导说了算”变成“市场说了算”，让电视传媒业真正走入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促使电视节目制作采取投标，良性的竞争会使得投标方拿出自己最好的软件、硬件储备，做出更加符合受众视角的电视节目。
《中国好声音》开创了国内制播分离节目模式的先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其节目的全部制作过程实际上是在上海录制的，他的幕后团队是星空卫视的上海“灿星制作”，此团队在之前为东方卫视打造了《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华语音乐榜中榜》，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市场分析方面都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电视台把节目的幕后制作，节目的编排都放手交给了“灿星制作”，使得制作团队不受限制于电视台以前旧有的模式，能自由发挥其市场优势。其实，不仅仅是制作方面，在节目模式的购买、节目的资金募集等方面也是以《灿星制作》为主导，而浙江卫视更多的是充当了宣传推广的角色，他负责了节目的播出，以及节目之后的小型采访。提起“灿星制作”可能除了业内比较熟知，大众对其则相对陌生，浙江卫视的品牌效应才是吸引他们观看《中国好声音》的最初原因。不管怎样，正是电视台与制作团队的合理分工才是该节目保持很好收视率的原因之一。从收视率和观众的热情度，则证实了节目的成功，这也引领了未来节目的制作模式。
事实上，很多媒介在内容表现上，都有其核心要义，往往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节目，影响会更持久。为了博得收视率，而过度娱乐化，最终会导致节目走向终点。传播学理论认为：“所有的媒介产物不可避免地都含有意识形态或透露某种价值观，比如宣扬某种生活方式或价值理念，并传递性别，种族，职业，年龄等各个层面的文化内涵。”[4]
《中国好声音》自始至终，都在传达一种正能量，草根蜕变、明星平民化、公平竞争、青春洋溢、对自我的挑战等等。比如说在第二季中的选手姚贝娜，就是在对自己脆弱的生命说不。她曾经是部队歌舞团的青年歌手，然而一次重病几乎使得她濒临死亡，她拿着“捡来”的“第二次生命”，站在了舞台上，勇敢地挑战自己，并选择自己一直压抑内心许久的歌唱风格，做回真正的自己。四位评委都纷纷转身，出现了抢人的局面。观众可以从姚贝娜的坚强中看到自我、产生共鸣，或是重新审视自己。受众中，大部分为青年人，这些人可塑性大，但是也最容易迷失自我，他们时常会问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一心想象着将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与自己在别人眼光中表现为什么样的人进行比较，并且老是想着如何把早期养成的角色和技术与当前的理想原型结合起来的问题”[5]。传媒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因此，正能量的传达显得尤其重要。
国家广电总局之所以下发“限娱令”，目的还是为了整治如今娱乐节目的泛滥和部分栏目低俗恶搞的倾向。《中国好声音》抓住了其核心的要义，宣扬“真、善、美”，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于观众，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具有非常好的引导意义。但是，也要防止节目过于煽情，从而使得节目背离了节目的核心。《中国好声音》的另一特色是，在每期节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访谈，以回馈来自互联网上观众的种种质疑，起到了及时答疑解惑的作用，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正能量的传播。
《中国好声音》使得中国的娱乐选秀节目，进入了一个新篇章，是平民与明星的共同狂欢。节目形式新颖，购买原版栏目的版权，制播分离，引导社会正能量，都是其成功的因素。这也是以后节目制作的重要参考，使得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要想打造出更多更好的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也需要营造更好的适应其生长的媒体生态。从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上来说，必须要考虑到本土的受众；从制作方便来说，要把握好度，不能盲目地制播分离；而从栏目的立意方面来说，则要做好媒体的积极引导角色。
注释：
[1]鄢彭汉青.“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要素.中国传媒科技[J]，2013(10)
[2]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2(06)
[3]胡文杰.突破与制约：《中国好声音》节目评析.电影评介[J],2013（12）
[4]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J]，2004（04）
[5][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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