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论书与实践
摘要：黄庭坚作为“宋四家”中书法风格最强烈、个性最突出一位艺术家，历来受到书法爱好者的青睐。黄庭坚在书法审美追求上也与文学相似，提出“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力图开创出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本文拟从黄庭坚的书论分析其书法实践追求的意境。
关键词：黄庭坚；书论；自成一家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洲分宁人（今江西修水人）。他工诗文，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门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首，开创出“生涩奇特”的“江西诗派”，为北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苏轼合称“苏黄”；同时，他又是北宋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黄庭坚在书法审美追求上也与文学相似，提出“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力图开创出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他主张在“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的苦学的基础上选择一条有别于过分依赖天分才情而“盖天姿解书” 的苏东坡书学道路，他在《论作字》中说：
晁美叔尝背议予书唯有韵耳，至于右军波戈点画一笔无也。有附予者传若言于陈留，
余笑之曰：“若美叔书即与右军合者，优孟抵掌谈说乃是孙叔敖耶？”往常有丘敬它者摹放右军书，笔意亦润泽，但为绳墨所缚，不得左右。予尝赠之诗，中有句云：“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尝闻此论乎？（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六）
我们从黄庭坚论诗与论书的这两段话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观点：作诗与作字都要在“取古人之翰墨”、“随人作计”学习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陶治万物”，以“有限之才，造无穷之意”，“点铁成金”，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概言之，就是“以故为新”。
黄庭坚的书迹，今日存世者只有行书（包括行楷）和草书二体。这两种书体都有他自己强烈的个人面目，而且在整个书法史上身兼二体且都能达到高超水平的人，自二王以降实不多见。
黄庭坚行书的起点并不太高。尽管他自称与东坡同学颜真卿，但由于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不可避免的受到苏轼的影响。他尝自云：
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远甚。子瞻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如人家子弟，虽老少不类然皆有祖父风骨。（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
苏轼作于元祐四年的一则札记云：
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苏轼文集》卷七十《记夺鲁直墨》）
虽然黄氏学苏，并以书名于时，但从他敢于在追随苏轼时当面发难苏字 “如石压蛤蟆”，可知他是深知苏字的毛病的。他自从与苏轼分别后，书法开始有了转变，他对元祐年间的书法作了深刻的反省，颇有些深恶痛绝的味道：
此予元祐末书差可观……当年自许此书可与杨少师比肩，今日观之只汗颜耳！盖往时全不知用笔……至元祐末所作书帖差可观，然用笔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归后书少近古人耳。（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自评元祐间字》）
“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我们从黄庭坚自作诗可知，他最具代表性的大字行书是得力于《瘗鹤铭》的。他元丰三年36岁时的一首诗中，就给予此铭至高无上的评价：
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山谷诗外集补》卷二）
他坚信这一摩崖是王羲之所书，他对《瘗鹤铭》还有以下评论，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理解：
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若《瘗鹤铭》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然才得《瘗鹤铭》仿佛矣。唯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拨在四五间。（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书遗教经后》）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谓申之曰： “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九《书王周彦东坡帖》）
很明显，黄庭坚是赞成颜真卿大字从《瘗鹤铭》而出的。自此铭为王羲之书
圣所写的立场出发，颜氏只能达到“四五间”，而他其实认为颜氏并非力有未逮，而是正因颜氏“不随人作计”。对于颜真卿的这个认识，黄庭坚认为只有东坡才堪引为同调：
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颜鲁公东西二林题名》）
他们师徒二人的共同目标，就是力矫唐人“尚法” 以来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为己任，他们所要唤回的，也正是失落已久的推出新的书法精神。
黄庭坚作书是相当重视感悟的。他“于僰道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擢，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而强化了视觉对比，在结构上夸张了聚散，关系，紧缩中宫而扩张四维，使之呈辐射状态。这种结构方式，形成了黄氏字法的强烈个性特征。笔法上也增加了提按起伏，以战掣的涩劲用笔，写出真力弥满的槎枒线条。
他强调学书要精,而更注重于读帖,在读帖中悟出书理。这点与苏轼相似,都说明“尚意”作家不被法缚的警觉: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为王圣予作书》）
黄庭坚一生引以为憾的就是误学了当时书名正盛的周越：“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及至绍圣二年（1095）过涪陵见石氏怀素《自叙帖》之后，才对自己的草书恢复了信心。他认为书法的“韵”是与“俗”水火不容的，他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正如他的好友李之仪说的：“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要除“俗”务尽，首先要为“不俗”正身。黄庭坚说：“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临大节而不夺”岂止是“不俗人”？黄庭坚倔强如铁的书法形象，正是他高尚人格的化身。
黄庭坚认为要做到“不俗”，须从多方面入手，除了“意在笔先”和相关的笔墨功夫外，重要的是“若使胸中有书卷气，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周子发帖》）、“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还要有不凡的胸襟，人品决定书品，这其实仍是欧阳修“爱其书者兼取其人“的反说：
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周子发帖》）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
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 （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题王观复书后》）
通过对黄庭坚的诗论与书论的梳理可知，他作诗文、作书都不满足于对前人的简单的承袭，而是力追“以古为新”，“夺胎换骨”、“除俗务尽”，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崭新境界。
参考文献：
[1]宋 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宋刻本
[2]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
[3]宋 苏东坡《苏轼文集》
[4]宋 黄庭坚《山谷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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