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战后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所及上至国体、政体、经济形态、价值理论，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我们这里重点阐述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上
第一，鸦片战争是英国对华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它使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众所周知，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鸦片战争的结果，英国迫使和诱使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条约，割让香港，各种赔款2 785万元，并使中国丧失司法、海关、关税等一系列主权，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其后，又经过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到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对中国瓜分的狂潮。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使中国半殖民地国家地位完全确立，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财政、金融和贸易。中国由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的沉沦过程，正是由鸦片战争开其端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必然激起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抵制、反抗和斗争，以争取国家独立。这些便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重新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侧重点必然会有所不同，对一些历史过程应当作出更加全面的分析。比如，应当区别殖民主义掠夺压迫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仅仅一个阶级分析是讲不清楚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探索中国近代历史是必要的，等等。但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逐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离开这个基点，是很难对近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取得科学的历史认识的。二、经济上：这里着重论述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
①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多方面的
鸦片战后，在条约的特权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立即掀起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工业品有着多么顽强的抵抗力。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宜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倾兰开层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中美贸易情况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二百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几十万英镑。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是增加了，但并未引起市场的相应扩大。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来商品的抵抗。
正常的贸易没能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高额利润，他们便对中国采取直接的经济原料的掠夺和罪恶的鸦片贸易手段。白银的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844年两广总督琦曾写信给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公开建议鸦片贸易应在双方默契之下进行”。德庇时承认“自从汉和以后，中国从未发布禁烟文告，这是符合这一默契的”。在这种“默契”之下，鸦片走私成为公开、畅行无阻的贸易，输人的数量日益增多，使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他们给我们运来了“毒药”，从我们这里拿走了茶和丝。资产阶级在廉价地搜刮中国农产品。资本主义侵略的五口通商口岸及东南沿海，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强迫中国纳人资本主义市场。“茶的出口，1843年大致是1300多万斤，1855年，是5800万斤。十二年间增加了5倍多。丝的出口，1843年是2000包，1850年超过56000多包。十二年间增加20多倍。”茶和丝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茶、丝的生产。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种茶业发展，还设立茶厂专门加工制作适合外国人口味的茶叶。中国茶丝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商手里。这样，从事小生产的中国农民就被卷人了他们完全不理解的市场—国际市场。他们不得不忍受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和外国商人的重重盘剥，这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外国机制工业品的输入，使沿海一带纺织手工业受到排挤，这在若干地区的手工纺织业中最为明显。例如，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本是手工棉纺织业中心，素有“衣被天下”之盛名，每年除内销外，还有相当数量棉布出口。战后，情况大变，1864年包世臣记载“近日洋大行，价当梭布市1/3,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大半。去年棉花客商大都折本。’，公芜湖手工炼钢业由繁荣至衰落也是典型的例子。清时，芜湖刀剑、平底锅、剪刀·一铁器远销各地，乾隆时芜湖炼钢业极盛。自洋钢人口，盛极一时的芜钢变成历史的陈迹。手工棉纺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支柱。它的破坏，使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耕”与“织”从此分离。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自然经济首先在沿海逐渐解体，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随着“租界”的出现，这些地方便立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基地。他们除了进行商品输出外，还进行资本输出。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等在上海设立分行，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为他们推销洋货，购买土特产，通过银行和钱庄的信用关系，外国资产阶级就能顺利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其次通过交通运输和设厂开矿，大量攫取中国的矿产资源。这时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掠夺原料为主要侵略方式，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和使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又一重要标志。
②、鸦片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无疑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的不义战争，是西方列强以地球为战场发动的一连串战争的一部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沉重的灾难。但从客观上来认识，它“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出后，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中国牢固的经济体系—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当西方资本主义叩开中国大门时，它们面对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自成体系的和行之有效的以农业为本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秩序、社会制度，都早已被一代代封建统治者作为传统的治国要略。当时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可能会主动放弃祖宗成法，去承认“洋夷”以工商立国和自己传统完全不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先进的和优越的，更不要说是接受和倡导了。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这种外来的生产方式伴随着暴力和侵略，所以现实的本身是痛苦的。它给一个主权国家造成了伤害，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既不是列强的初衷，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意愿。一方面，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含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这种正义性事业后面，却同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爱国的抵抗和盲目排外结合在一起，这种个人主义的小农业思想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甩不掉的包袱。人家轻装上阵，而我们却步履艰难，这是我们痛苦的所在，困扰的所在。自己改变不了的生产方式被别人强迫改变了，失败之后带来的开放虽说是痛苦的，被迫的，但这不能不说既是坏事，又是件不愿接受的好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列强虽然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他不能让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只是把中国当作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基地，输出剩余资本，办厂、开矿，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振兴，使中国成为附庸，把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此期间，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半殖民地化反映在阶级关系上的一个重要体现。“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人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中国买办阶级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他们靠帮助外国资本主义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而分得一部分残羹冷炙。买办经济不仅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侵略者，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极其反动的，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买办阶级出钱出物，站在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一边。上海道台吴健章就勾结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反动的
买办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他们是鸦片战后五口通商口岸的直接产物。
撇开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同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对比，按科技发展水平来衡量，也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科学技术、农耕文明的挑战。面对先进的挑战，我们是背负着“成熟品包袱”而自得其乐呢，还是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呢?扔掉这个对世界显得封闭的落后的文明的包袱显然是痛苦的，但向新的文明过渡，自己不扔而是面对“血与火”的暴力，伴随着“枪与炮”的屈辱，这样会格外的艰难与痛苦。我们不能徘徊，也没有时间犹豫，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现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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