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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等一次机会

  一

  1848 年,法国六月起义当晚,巴黎街头的枪声不绝于耳,一墙之隔,某位贵族的家宴

仍在按部就班地打算,只是人心早已乱了。年轻的男佣边做晚饭边说:“这个星期天,吃童

子鸡鸡翅的该是我们了。”年轻的女佣则满怀向往地应和:“穿漂亮的丝绸连衣裙的,也该

是我们了。”

  这段对话如此不加掩饰,让一旁的贵族老爷毛骨悚然。骚乱平静的次日,这两个佣人

——记录者托克维尔称之为“那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个虚荣心旺盛的女孩”——就被主

子忙不迭地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虚荣心旺盛”当然都不是好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规定了只

有贵族才有资格吃童子鸡鸡翅和穿丝绸连衣裙?又是谁规定了穷人的贫困是天意使然,而不

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上随意的后果?

  作为《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支持民主但不酷爱民主。之所以对民主半心半意,

是因为他看出民办法味着社会的同等状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

  “贪欲”和“嫉妒”带有太强的贵族偏见和个人心情,若用“同等”取而代之,则托克

维尔的确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同等的幻想从来都是革命的原动力。

  二

  对于同等的幻想,中国人从不生疏。远的不说,1924 年4 月4 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

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释何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同等的,不许外国

人欺压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同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殊阶级,要全国男女的

政治地位一律同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同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

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明显,所谓三民主义,核心诉求归根结底都是“同等”。

  乔治·奥威尔说:“将一般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情愿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

力’,就是同等的思想。”孙中山倾心同等,自然也就亲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倾向让他在

向西方求援时一再碰壁,并最终转向苏联。从1924 年1 月国共第一次合作起先,此前百花

齐放的“五四”文化渐渐被革命文化所取代。此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可谓难分轩轾,都强调

反帝爱国、平民主义以及劳工神圣。史家高华说,国共两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了思想资

源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下端的结构性要素: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

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相比之下,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上、下两端都吸取

了。

  什么是阶级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

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有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

阶级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今占据了

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同等主义,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两个车轮。

  三

  1946 年10 月,陈伯达发表了《中国四大家族》。彼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声

称要在3 个月内歼灭共产党之际,尽管国共两军实力对比悬殊,但是恰如邵燕祥所言,陈伯

达的这本小册子已然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判了死刑。

  3 年倏忽而过,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果真山穷水尽。又过了60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腐

败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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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每当目睹现实的不公不义,就会有人起先追忆“过去的好时

间”,津津乐道延安时期的朗朗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人同等。但是正如杨奎松所指出

的,相比国统区的深度腐败,解放区实行的集体供应制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贫富差距,但是

“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已然形成,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则更进

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比如依据1950 年出台的《中心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从中心人民

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 等24 级,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1 倍。到1955

年8 月,新政府进一步提高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 个级别,最高一级

月工资560 元,最低一级仅18 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 元,

最低工资仅为20.88 元,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1 倍。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最高和最低工资差均在8~10 倍,美国、日本

差距较大,约20 倍。

  许多人认为,今日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但是杨奎松认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究竟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

度多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其实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

度,而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政体相结合,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

的智利右派独裁,比如某些国家的左派独裁,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以及美国的

柏拉图式共和国,等等。明显,在各种结合过程中,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会得

到不同程度的放大或者缩小。

  四

  在这个学期的课上,我给学生列举了8 个政治价值,请他们投票选出最重要的现代政治

价值,结果“同等”仅得一票,但是引人深思的是,当探讨同等这个概念时,争议却是最多

最激烈的。

  这个现象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在同等问题上充溢了分歧和冲突,比如僵化

守旧者试图回到想象中的旧的同等时代,某些保守主义者则力主复原人的三六九等,自由至

上主义者坚持基于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差序社会,同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在为社会正义

和各种福利制度奔跑呼号。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同等价值虽然已经失去了从前的光环,但仍

在深刻地搅扰着当代中国人。

  依据罗纳德·德沃金的观点,当代各种政治理论(保守主义除外)看似聚讼纷纭,实则

共享一个根本的价值——同等。换言之,就是要把人“当做同等者”,政府必需同等地对待

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同等关照和同等敬重的权利。但是如何实现这个抽象的志向,

特殊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如何同等地关照和敬重每个公民的

权利,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课题。

  我们的人民当然酷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化、更稳定的工作、更满足的收入、更牢靠

的社会保障。但是假如仅仅停留在民生议题上,就只是停留在商品拜物教的层次,只有把民

生议题上升到对同等概念的重新探讨,才有可能避开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重提同等价值,绝不是在贬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某种意义上,正因为看到了同

等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巨大破坏力,我们才必需肃穆对待同等这个价值。朱特曾警告:“极端

不同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同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

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有挚友不久前去欧洲采访,遇见了一位来自埃及的挚友,问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答曰: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到了无物可失的时候才变更,这是政治的悲剧;

在有物可失的时候主动去变更,则须要政治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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