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毕 胜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将于9月19日颁奖,我们约请本届茅奖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撰文，他们的创作甘苦，获奖作品的创作初衷，对读者朋友或有助益。 ——编 者
迎着北风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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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长篇小说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获奖作品《你在高原》。
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有点像一个人迎着北风赶路。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寒冷、沮丧，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有一种行走的快感。在这个时候给他一杯滚烫的酒，可能会把他身上的疲惫驱走一些，给他带来一点温暖。一个写作者对待荣誉，就像赶路人对待这杯酒一样。
不过，如果没有这杯酒，他还是要赶路的，因为这是他的命运。
我在1988年开始写《你在高原》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古船》等长篇小说，还有很多中篇短篇、散文和诗。我个人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然也有所成功。我积累艺术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更大的创作欲望，所以想有一次更饱满、更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个表达要有相应的体量去匹配，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一个单行本，而应该是结构上非常大的一个作品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就是我个人复杂的经历和长长的阅读史，这一切结合在一起，才有条件催生这样的一次浩繁的表达。没有这么大的体量，似乎已经不足以表达自己30多年的人生体验：这其中有说不尽的感慨，有蓄起的饱满的情感，它们都要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说饥饿年代、“文革”，还有拨乱反正之后的一些事，特别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生理想的那场大讨论。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寻找真理，人人都在设计人生道路。从目前看，中国的物质主义欲望非常强势，在这种状态下，回头想想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像在梦里一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每每回到那个场景，就回到了一场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大梦之中。所以对应今天的时代，这种种回溯是特别有意义的。我的这部长卷写了100年的历史，从革命党人一直写到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接近今天，笔墨也就越重越浓。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反思过去，追忆过往的回忆性作品，而更多是一个全面展现当下中国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亲历者，是参与其中的人。一些人在那场壮怀激烈的行走中，有各式各样的遭遇。我是目击者，也是行动者。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有承诺的人。有的人真的付出了太多，这些必须得到记录，不然就对不起昨天和未来。所以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22年的文学马拉松，遇到的最大挫折和挑战，还是怎样拿出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去迎接一场大劳动。在这场空前的劳动面前，要解决许多生活中具体的、琐碎的问题，因为它们会把作者从文字的世界里拽出来——怎么抵御这个强大的现实的拽力，坚持生活在个人的世界、虚构的世界里，这很难。这些问题每天都很具体，需要你去抵抗。这个抵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拒绝的力量，就会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这样创作也就失败了。
作品写完了，有一种极其空荡的、失落的感觉。因为我与书中的男男女女，这所有的人一起生活了2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突然告别了他们，就会有一种不适感和恍惚感。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作家，他在一部作品完成以后，正跟书中的人物一一告别，那个场景是他们在抱头痛哭。我非常理解这幅漫画，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夸张。试想，我跟这100多位人物的密切讨论、倾听、争辩、相处，已经长达20多年，而今不得不结束了，分手了。而这之前我已经习惯了在他们中间、在那个世界里的生活，我与他们的关系，许多时候比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还要紧密、贴近。
《你在高原》是我22年的心血，是我最沉重最复杂的作品。即便如此，读者也没有必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他可以慢慢读，如果感觉不好，就把它扔掉——阅读应该是享有充分自由。对于文学的前路，我们不必悲观，不必被问声吓住——总有埋头阅读和思考的人，没有他们，没有精神追求，我们的社会将变得一团漆黑。为什么物质主义到现在还没有把人类彻底压垮，我们还存有希望，我们还在抗争，就因为仍然还有无数的精神上的求索者，他们是不倦的、永远存在的。
泛经济时代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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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1956年生于湖北黄州，长篇小说代表作《圣天门口》、《政治课》，获奖作品《天行者》。
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受困扰。
世界上有难以数计的留鸟和候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为何只有喜鹊一直受着人们的喜爱？家里的南阳台和北阳台上，天天都有斑鸠飞来飞去。写作时，这些中等身材、相貌俗气的鸟儿，经常隔着玻璃，在阳台上放肆地晃来晃去。我不喜欢它们，这种名叫斑鸠的鸟儿，品行似乎有些问题，比如习惯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擅于故弄玄虚，有事没事都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实际上，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因为这些斑鸠，我才对与其迥然不同的喜鹊有所理解。喜鹊的模样，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总是从容、安详、优雅、高贵，哪怕是偷猎者的枪口就要冒烟了，必须逃离死亡的飞翔也是有尊严的。
由此想到，有些豪富家族、有些利益集团，在经济活动中，能够随心所欲地让证券交易所的大盘由红变绿，由绿变红，却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起码尊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为经济就是钱，以为文学只是“钱的经济”某种可有可无的饰物。斑鸠与喜鹊同属鸟类，习性也基本相同。从本质上看，却不一样。喜鹊的从容、安详、优雅、高贵，是由文化的修身养性得来的。斑鸠活得很累很紧张，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其实缺了最不能缺的文化。钱再多，只能堆积成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好看泡沫，要想快速铸造一代人的精神品质，实在是痴人说梦，画饼充饥。
由于不可能，便有了文学大跃进般的粗制滥造。所以，泛经济时代的最大文学出产，恰恰是文学的天敌——粗鄙。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仅仅是画饼充饥，还有拯救的可能；如若是将某些恶俗的书写视为文学国宝，便是饮鸩止渴了。
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不应当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低俗附和者，而应当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精神向导。
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肉身注定要腐烂。在历史中流传的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的作品，是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风骨。中国一些著名寺庙都有供奉得道高僧的肉身。这些肉身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是因为肉身之上那些更为不朽的佛与禅，道与德。普遍俗众尊重的看似肉身，实际上是用肉身修炼所得来的人生学问和凡尘文化。
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高速发展的奇迹，文学发展更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纵使坐拥金库多处也买不来文学，更别说伟大作品。
当极端的经济活动屏蔽了真的文学时，当有人认为经典文学正在经典地死去时，才能凸显作家存在的意义。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人都是作家，才是作家的悲哀。当所有人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这样的背景会使作家难于受到经济动物们的欢迎，也会使作家的责任更大。
盯着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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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长篇小说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获奖作品《蛙》。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近日首都剧场上演北京人艺排演我的戏《我们的荆轲》，记者多有问我：此戏到底是写什么？我说：写人。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对“高人”境界的追求。由人成长为“高人”，如同蚕不断吃进桑叶，排出粪便，最终“接近于无限透明”。吃进桑叶是聆听批评，排出粪便是自我批判。
《蛙》出版已近两年，其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将目光盯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这不能说不对，但不符合我的创作本意。我的本意是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与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窄。写出她与时代的和谐与冲突，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蛙》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批判他人笔如刀锋，批判自己笔下留情。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一个50多岁的人，还认不清自己的真面目，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悖职业道德的。
前些天，我说过，得了茅盾奖，力争用十分钟忘掉。十分钟忘不掉，就用十天忘掉。这不是对这个奖的轻视，而是对膨胀的虚荣心的扼制。如果得了奖就忘乎所以，那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地知道，“高人”并不是我，真正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向那个方向看，盯着在那个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高人”在向我们招手。
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的一段台词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立起，仰望长天）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自从你走后，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回首来路，污泥浊水，遥望前程，遍布榛荆。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或为营利，或为谋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是的，如果我将这场戏演完——我会将这场戏演完的，我必须将这场戏演完，为了你们这些可敬的看客！——我知道史官会让我名垂青史，后人会将我奉为英雄。但名垂青史又怎么样？奉为英雄又有什么用？可怕的是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高人啊高人，你为何要将我从梦中唤醒？我醒来，似乎又没醒，我似乎明白了，但似乎还糊涂，我期待着你引领我走出黑暗，但在这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你却扔下我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我本来可以随你而去，但临行时却突然失去了勇气。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的控制。我梦到你让我在这古老的渡口等你，等你渡我，渡我到彼岸，但河上只有越来越浓的雾，却见不到你的身影。眼见着众人暧昧的面孔，耳闻着好汉们的嗤笑讥讽，羲和的龙车隆隆西去，易水的浊浪滚滚东行，却为何听不到天河里的桨声？你会来吗？你还来吗？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敢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我在高高的星空，低眉垂首，俯瞰大地，高山如泥丸，大河似素练，马如甲虫，人如蛆虫，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
推拿的写作
word/media/image4.jpeg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长篇小说代表作《青衣》、《平原》，获奖作品《推拿》。
作品和作家的组合关系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岁的作者该如何去写《推拿》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会把《推拿》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语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顿说了，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于盲人这个题材，31岁的年轻人也许会鼓起对着全人类发言的勇气，试图图解亨廷顿的那句话。年轻人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张三象征着局部，李四象征着局限，王五象征着人与人，赵六象征着人与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后，真理在握。在小说的结尾，太阳落下去了，它在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没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阳，它只是史前的一个蛋黄。
写作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化学。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们在小说家的内部所构成的化学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是好的语言？布封说：“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地方。”什么是好的机遇呢？我会说：“恰当的小说出现在恰当的年纪。”在恰当的年纪，作品与作者之间一定会产生最为动人的化学反应。
我写《推拿》的那一年是43岁，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因为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过去，中年男人无比在意一个“小说家的感受”，为了保护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几乎是封闭的、绝缘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变了他，他开始留意家人，他开始关注“别人的感受”。对一个家庭成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但是，相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就在我写完《推拿》不久，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这句话当即遭到了学者的反对。我感谢这位学者的厚爱，其实他完全用不着担心，想象力很重要，这个常识我还是有的。我之所以把理解力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原因只有一个，我43岁了。我已经体会到了和小说中的人物心贴心所带来的幸福，有时候，想象力没有做到的事情，理解力反而帮着我们做到了。
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一个47岁的老男人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人到中年之后，情怀比才华重要得多。
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人们常说，中国的小说家是“短命”的，年轻时风光无限，到了一定的年纪，泄了。这个事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缺才华，但我们缺少情怀。
小说家的使命是什么？写出好作品。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小说家也有提升自身生命质量的义务。在我看来，生命的质量取决于一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情怀。我渴望自己有质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至今也不认为《推拿》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它意义重大。我清晰地感受到，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和生活的关系扣得更紧凑一些了，我对“人”的认识更宽阔一些了。这是我很真实的感受。基于此，我想说，即使《推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我个人，也是一次小小的进步。
我找到了我的新方向。我又可以走下去了。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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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乡面和花朵》、《我叫刘跃进》，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
我有一个堂舅，是个木匠。我母亲的娘家也姓刘，这个舅舅是个麻子，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的木工活，在方圆几十里无人能比。并不是他手艺比别人好，而是做同一种物件，他精雕细刻，花的时间比别人长。别的木匠打一个柜子用两个时辰，他用五个时辰。方圆几十里，再不出木匠了。不是比不过刘麻子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工夫。我舅舅打出的箱子、柜子、椅子，在集市上出售，要比外来的箱柜椅贵许多。方圆几十里的买主，都说刘麻子的手艺好。方圆几十里外的木匠，都说刘麻子毒。
舅舅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买主都说你手艺好，木匠都说你为人毒，你到底是咋回事？我舅舅叹了一口气，说：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做木工，既不是为了让人说好，也不是为了让人说毒；说好说毒，都当不好木匠；我摆治了一辈子木工活，仅仅因为喜欢。他说，我平时看到一棵树，看到的不是树，而是箱子柜；看到好一点的木头，像松木、柏木、红木、杉木，马上会想，这个打箱子柜该是个啥模样；看到不成材的杨树，心里想：这个只能做小板凳。
还有我姥娘。我姥娘叫刘郭氏，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岁。她生前分两个阶段，头半生给地主扛长工，后半生是生产队社员。不管是扛长工或是当社员，在方圆几十里也是个名人。因为在地里耍把式，四乡八镇的人，无人能比过刘郭氏。姥娘个头不高，仅一米五五，但是，每年割麦子，黄河滩上，都是姥娘打头镰。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我姥娘割到了地头，别的一米八五的大汉，仅能割到地中间。姥娘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过一次对话。我说，姥娘，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你割麦子比别人快，为啥哩？姥娘说,我割得并不比别人快，只是我一扎下腰，不管麦趟子有多长，从不直腰；因为你直头一回，就想直第二回，就想直第二十回。
舅舅和姥娘，离我都不远，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一句顶一万句》获奖了。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令人温暖，并不是说这个作品写的多么得好，你能看到它特别稚嫩的地方。但是，我是温暖的。从我刚开始创作，转眼20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晚上做梦还是20多岁的梦，梦见我姥娘，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小。
过去写东西，总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因为年轻，写作经验少，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到了这部作品，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不重要，作品里的人物要说什么才重要，像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增，牧师老詹，他们的话有时候比我要说的深刻得多，也广阔得多。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这种状态，我一直向往。（2011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李长春致信祝贺 刘云山出席并会见历届获奖作家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于１９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会见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并合影留念。
李长春在贺信中指出，文学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艺术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担负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近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奔腾洪流，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巨变，为人民放歌，为时代立传，创作出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我国文学事业呈现出团结繁荣的良好局面。李长春希望广大作家珍惜大好形势，把握历史机遇，牢记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树立远大的文学理想和艺术追求，争做德艺双馨文学家，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刘云山在颁奖典礼前会见了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作家们表示感谢。他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文化代言人和代表作品。他希望广大作家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文学新的辉煌。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说，在这座恢宏的艺术殿堂，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严肃郑重地思考，文学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一个时代的作家应该给未来留下一些什么，会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的长久力量和我们肩负的沉重责任。她相信，中国的文学必将在繁荣和发展中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刘云山、铁凝、李冰、金炳华、翟泰丰等分别为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颁奖。
出席中国作协七届主席团第十二次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在京的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名誉委员和全委会委员，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纪监组成员，获奖作品责任编辑，茅盾先生家乡代表，李嘉诚基金会代表等４００余人参加颁奖典礼。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
◎《天行者》是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刘醒龙以内敛克制的态度，精确地书写复杂纠结的生活，同时，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现实性、命运感和对灿烂星空的确信，使《天行者》意蕴凝重旷远。
◎《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
◎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你在高原》长长的行走之书，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懈求索理想的高原。张炜以巨大的规模和整体性视野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保持着饱满的诗情和充沛的叙事力量，为理想主义者绘制气象万千的精神图谱。《你在高原》恢宏壮阔的浪漫品格，有力彰显了文学对境界的信念和向往。
《茅盾文学奖颁奖词》相关文档：
茅盾文学奖颁奖词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