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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宏友，湖北麻城人，四十年的教书匠，写了四十年的教案，退休了写它作甚；但是停不下来，惯性使然，就写了一本书《高中生成才与成人》。现在闲人一个，守着书房、卧房、厨房和一座小院落；偶尔敲敲电脑键，记下些许陈芝麻烂谷子，抑或兴之所至，想嘛敲嘛，自我把玩，唯此为乐。
我幸福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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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八年元月二十一日，邓建文同学、项行朝同学、吴吉平同学、罗芬同学、王昔久同学，代表宋埠区高中八二届的全体同学前来舍下看我，不仅送来代表同学们真情的礼物，还邀我们两个老人共进午餐。这是你们给老师多大的情面！我深感受之有愧，因为我为亲爱的同学们做的事太少太少，甚至微不足道。我心存感激，我感到很温暖、很幸福！
老师之于学生，理当尽职尽责，无论做到什么分上都是应该的，因为他拿了薪水，也是法律赋予他应尽的责任。学生礼遇老师，却并不是老师当得有多么好，而是同学们有情有义，重情重义，尊师重道，大家心里都装着老师，惦着老师，是同学们德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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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吉平同学，一如三十六年前，说话还是那样轻言细语。一见面，她和罗芬同学都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无论谁都会来帮你们的；还说，同学们来看您，不要拒绝，免得伤了同学们的心，就是路上遇到老人，也会心生敬意，更何况您是我们的老师！幸福的感觉从心头升起，温暖了全身。真的，其境其情其感无法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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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文同学主动问我有什么爱好，说家里有十几亩养鱼塘。我老伴笑着说：“就是爱钓鱼。”建文一拍手，也笑了，说：“开年暖和以后，我接您去钓鱼，随便钓。”项行朝同学接过话茬说：“那好，我也喜欢钓鱼，我车子的后备箱里别的东西都不装，只有渔具。我以后带您去钓鱼。”此时，我可有点“热血沸腾”了，因为一点钓鱼瘾被同学们给“钓”起来了。这些年，时移世易，每年玩垂钓就那么三两次，不能因了个人的爱好而妨害到自己所喜欢的人。王昔久补充说：“以后，谁来接您，您就跟谁走，也不要您走路，他还得把您送回来，多在外面走动走动。”建文又顺势鼓励我：“要丢掉不好的想法，不要老窝在家里，多在户外活动，对身心都有好处。”多么质朴的话语，听似平常话，却用情何其深，心有多么诚！所以，对亲爱的同学们，我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我与大家师生一场，掐头去尾，充其量也就一年半时间，和有些同学的接触时间甚至更短，却换来了三十六年的彼此牵挂，并且，日后还少不了麻烦大家。同学们，你们说，史老师不幸福谁幸福？！
我还是个很有成就感，十分骄傲的人。
吴吉平和同学们都劝我：要多跟大家接触，不用说话，出耳朵听就好。是的，为什么就不能学生讲老师听呢？我曾经用“倾听法”，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不过都没有二十一日做得“到位”。我只是微笑着，不时竖起大拇指点赞，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全心听同学们谈工作，谈生活，谈人生。可我听出门道了。
两位女同学都退休了，家庭很幸福。邓建文同学当过小学教师、校长，打过工，最终定格在“律师”这一光鲜的职位上。一位以高中毕业文凭为起点的司法工作者，通过自己的打拼，终于获取了“律师”资格证，建文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只有建文同学自己知道。建文的成功，令我叹服！项行朝同学，年届“知天命”，以不信邪、不服输、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走马上任果园场场长，把一个衰败的半死不活的果园，捯饬得春天，沟沟坡坡，果花飘香；金秋时节，满山满岗，硕果累累。试想，如果没有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亲力亲为的实干精神，可能吗？王昔久，对他的情况，我相对了解的多一些。他正直、正派，有主见，敢闯，有股子拼命三郎劲。敢于抛弃“金饭碗”是要勇气的，并且在农村找出路，还当了大老板委实不容易。才女吴吉平，出版了散文集《杏花村》，文章像杏花村酒，醇厚，幽香，绵长；文字像杏花，轻盈，飘逸，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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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的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是自己有多么成功吗？不是！他的成绩，全都体现在学生身上，他的人生价值要靠学生来实现。通过这五位同学，我有理由相信，其他同学肯定都有所作为，即使还在建设自己的家乡，也都一定生活得有滋有味；这个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升，生活的改善，你也倾注了心血与汗水。所以，我为这五位同学感到骄傲，我为宋埠区高中八二届四个班所有的同学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我还是一个随缘的人。我这个人有几分自知之明：做人没有什么大志向，做事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生活教会了我随遇而安，我容易满足，珍惜与我有过交集的每一个人。
同学们，知道我和你们结识的缘分有多么不易吗？
一九七七年毕业的时候，我知道了一点点关于我毕业安排的意向，可是从政治系到我们中文系当党支部书记的老师，硬是让我入了“另册”。回到麻城以后，我和一群毕业待分配的人，在麻城招待所住了七天，接受相关领导的训示，写服从分配的申请书。思想单纯的我在“申请书”上写了两条：一、援疆支教，二、到山区去。当时，恰逢“庆祝黄麻起义五十周年”，组委会分给我写一篇命题文章《郝（好）大脚》，写一个没有裹脚的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组织妇救会的故事。完事以后，教育局就派我进一中，教务主任找到我，让我写高一课文中毛泽东的《词二首》教案。教案写成，送给主任过目，他在上面签署了四个字：可以试教。试教时，所有高中部、初中部没课的语文老师都参加了，还好，没出现什么大的纰漏。于是，学校分配我担任高一（3）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似乎看到了一缕曙光，浮躁中的我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是，世事难以料定。就在这一年，麻城市委决定组建重点中学，要把分散在各乡镇的文化革命前的中学老师分别集中到一、二、三中，宋埠区高中有位林华栋（他后来回原籍任《广西教育》主编）老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宋埠镇有二中和区高中，两所学校较着劲，区高中袁绪平校长死活不放人，于是，教育局就把我改派到宋埠区高中补缺。一九七八年元月，我就去宋埠报到了。
社会走向就是大潮，弄潮儿甚或逆潮流而动者总是寥寥，几乎所有人只能被潮流裹挟前行，我注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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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我们的机缘是不是很难得？既然有缘，就要珍惜！我老伴比我还激动，她说：“宋埠的学生真有情义，能上门看看就不错了，还送礼物，请你吃大餐！”是的，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在他的晚年里，还有这么好的学生惦念着他，记挂着他，能不感动吗？不能！能不幸福吗？不能！
感动和激动之余，一不留神，我把或许不该说的话也都给同学们“竹筒倒豆子”了。索性，就把我在宋埠区高中的那些日子里烙印在心的瞬间，采撷几个片段，供同学们一哂。
一九七八年，在高二年级毕业典礼大会上，我代表学校老师讲话。我记得演讲的结尾是：“全校师生员工衷心地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是回农村，在工厂，还是去军营，都能取得骄人的成绩，报喜的信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像雪片一样向学校飞来！”同时，拿讲稿的手高高举过头顶，猛力一挥，结束演讲。顿时掌声雷动，响彻在校园的上空。后排的同学都站起来了，也仿效我挥舞着右手。主持会议的姜国全主任站起身来，微笑着看我，用力地鼓掌。
一九七九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有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激励和鼓舞了一代人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和热情。我就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组织高二年级的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此文。在作总结的时候，我根据宋埠姓李姓项人多的情况，灵机一动，鼓励同学们说：“我相信，若干年以后，我们在座的同学中，一定会涌现出李景润，项景润……”话音未落，坐在我身边的几个团支部书记把我抬了起来。参加会议的项本立主任怕同学们摔伤我，马上制止了。
我到宋埠区高中报到的第一天，学校就交给我主持共青团工作的任务。我和各班团支书的关系很融洽，他们常常掇着饭砵来我宿舍，边吃边聊天。二（1）班的团支部书记（是拜交人，名字忘了），家里只有母亲，生活艰难，经济拮据，我鼓励他一定要咬牙坚持到高考。那一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起了华中农学院。
我还曾经收到过一位不认识的同学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曾经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表扬他，“我就是那个晚自习后，借着微弱的路灯光学习的学生，您的表扬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那时，我参加了学校领导值周，每天要填写校务日志，每周六早上，值周领导要作总结性讲话。记忆中，有过这件事。
一九七八年暑假翌日，我发勤快，把床单、被套、蚊帐都洗了，到大河去涮，遇到程乐德、赵全民等几位同学在那里游泳，他们一涌而上，给我帮忙。看到我把床单放在拦河用的沙袋上用脚踩，他们如法炮制，“照着师傅头上打”，可怜兮兮，我才用了几个月的蚊帐啊，立马变成了“渔网”。晒在教师宿舍后院，老师们像看稀奇一样，笑的前合后仰。
一九八一年春天，一个上午，王昔久裤腿卷的老高老高，把三条一斤左右的鲤鱼丢在我宿舍的地上，转身就跑开了。
我希望同学们都超过老师，都比老师过得更好，于是，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就充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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