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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撰编新论

时间：23-05-14 网友

《论语》撰编新论

张中宇

【摘要】泗水河畔庐墓三年为纂辑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第一个?机会之窗?,其最大成就是整理和汇集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记录,使后期的进一步纂辑成为可能,诸子百家仅儒家辑成《论语》可为证.《论语》中仅有极少量篇章,据其内容可断定撰于庐墓以后到曾子去世前后四五十年间,此外再没有更晚的语录进入,由此可知孔子及其弟子等语录的纂辑在曾子去世前后这一个时间点?关闭?,《论语》的内容与体例由此定型.《论语》中极为精辟的成语、警句等多达一百三十余条,还首创诸如文章、文学、文献、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等大量语词.如果没有曾子等近半个世纪的第二次精心纂辑和润色,第一次编纂?草创?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期刊名称】《衡水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9(021)003

【总页数】6页(P71-76)

【关键词】《论语》;撰编;‚机会之窗‛;定型;经典

【作者】张中宇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2.1

今传《论语》20 篇，500 余章，近1.6 万字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从刊·论语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江西南昌府学重刊之宋本《论语注疏》，《论语》单字为1 355 个，总字数为15 935 个。。由于《论语》直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是最为原始的儒家文献，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从东汉班固、郑玄等人开始，对《论语》的编纂多有探索，但历代分歧也很多，迄今争论不断。今据文献记载，考察各种相关讨论，重新考索《论语》撰编成书过程。

一、庐墓三年：纂辑《论语》的“机会之窗”

《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宋邢昺综合汉代以来各家之说指出：“然则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采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也。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1]班固和邢昺都指出了《论语》编纂的时间、方式，尤其是编纂目的。今人杨义先生更明确指出，《论语》首次编纂当在孔子去世、数十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孝期间[2]。弟子庐墓三年期间，相关材料这时保存最为完备且十分集中，有“相与辑而论纂”的最好条件以及充足的时间，并且整理先师遗存、编纂《论语》也是对孔子最好的怀念和“守孝”。其实班固和邢昺都已指出《论语》编纂是在“夫子既卒”之后随之进行的，最为理想的地点和时间，无疑就是泗水河畔弟子庐墓的三年。

若分为“撰”和“编”来思考，《论语》撰编的过程可以更为清晰。《论语》大多数篇章记录孔子言语及其神采都栩栩如生，必为孔子弟子“现场”经历的撰著，且记录时间不会距离“现场”太久，否则孔子形象便会相对“模糊”。杨伯峻指出：“‘夫子’一词……《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3]28-29 杨伯峻统计特指孔子的“子”《论语》中出现375 次，即记载与孔子当面（“现场”）应对，超过《论语》大半章节。“夫子”用以称孔子30 次，即孔子不在“现场”的记录不到前者的十分之一[3]216,222。不妨进一步推想，《论语》中不少篇章甚至是孔子弟子“当场”记录①《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朱熹《论语集注》：“绅，大带之垂者。书之，欲其不忘也。”虽然不能据以断定《论语》中所有语录都是随听随记，也有事后的补记或追记，但大多为现场或时间不久的记录是可信的。，类似于以竹简写成的简练的课堂或问学等笔记，后经进一步整理而成。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何以《论语》不少篇章具有新闻报道一样强烈的“现场感”。《汉书·艺文志》载“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即清楚说明在“夫子既卒”之前，弟子各存有不少记录。孔子去世后，主要工作是“辑而论纂”，即讨论、选择、修饰、润色等。只有很少部分，可能是庐墓期间或之后的追记及补充记录。高培华认为《论语》“多为事后记录”，“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而很少笔记”[4]。但颜渊、子路等早于孔子去世，其单独与孔子的问答，若非笔记，则不可能保存下来，也不可能在孔子去世后能由他人补记。因此若没有大量当时的原始记录，根本不可能有《论语》问世。孔门设有“文学”科，尤重文献搜集、整理。“子张书诸绅”，即不惜把重要内容随记于衣带上，可证孔门多有笔记的习惯，这其实源自孔门学风和要求。同时，庐墓期间必定要进行第一次纂辑，否则这些文献由各弟子带走或散佚，就再难有集中纂成《论语》的机会。

因为以当时的条件，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把分散于各诸侯国的文献再集中起来，而且能相当程度地保存孔子及其弟子等语录的精粹。因此，泗水河畔弟子庐墓的三年，是编纂孔子及其弟子等语录最重要，或许也是决定《论语》能否成书的唯一“机会之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多达百家，但没有其他任何一家编成类似《论语》如此丰富记载先师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这无疑和孔子认为他是“殷人”，要求弟子守孝三年有关。其他各家缺乏这样的“时间之窗”或众多弟子，随着时间流逝，相关资料自然逐渐散佚。

但是，第一次编纂有可能章次等较为杂乱。孔子弟子恐“圣言永灭”，由此形成“相与论撰”的共识不成问题。但如何“辑而论纂”，也就是选择什么、如何组织、孰先孰后等，则数十孔子亲授弟子难免没有异议，所以第一次编纂未必形成统一的体例乃至定本。《齐论语》《古论语》篇章的差异，除了师传的因素，或许也是这些歧见的部分折射。第一次编纂的最大成就，应该是整理、汇集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记录，使后期的进一步纂辑成为可能。

二、第二次纂辑与时间之窗的关闭

第二次纂辑，是在孔子最年轻的学生曾参去世前后几年，由曾参及其弟子等再整理。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泰伯》篇有两章记录曾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宗元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5]。”柳宗元指出“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也就是撰成《论语》篇章的主要不是“曾氏之徒”。即柳宗元虽认为《论语》“卒成其书”在曾子去世之后，由“曾氏之徒”所为，但“曾氏之徒”主要是进行文献整理，如润色、编纂、校核等，而非撰著。因为曾子的弟子早已远离孔子授课“现场”，不可能由他们记录当时场景及其应答，只能整理或亦可能润色相关文献。杨伯峻赞成柳宗元的意见，指出《论语》“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3]29。但朱熹在《论语序说》中说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6]程、朱提出了有子的作用，对唐代柳宗元的“曾氏之徒”论有所修正，同样值得注意。

《孟子·离娄下》：“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以后，子思是否受学于曾参，先秦以至两汉六朝史料都不见明确记载。直到唐代，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但此后子思是否师从曾子一直存有争议。这里要指出，在孔子的重要弟子中，曾子（前505－前435？）世居鲁国，在孔子授业弟子中年龄最小。孔子去世时，子思才4 岁。到子思（前483－前402年）可以受学，孔子的重要弟子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离开鲁国。《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与曾子年龄比较接近的子张（前504－？）祖籍陈国，是虞舜的后代，所以回了陈国；子夏（前507－？）是晋国人，去了魏国；子游（前506－？）是吴国人，据说与曾子不合，孔子去世后离开鲁国，成为南方孔子之学的传播者。有若也是鲁国人，但其生年尚存争议。《史记·仲尼弟子传》说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家语》说“少三十三岁”，有若的年龄学界多从《孔子家语》，则有若可能比曾参大十余岁。因而虽然同在鲁国，曾参比有若更具有年龄的后发优势及培养后学的优势。

由此判断，既然在子思可以受学时，孔门重要弟子在世且在鲁国的只有曾参、有若，那么，年幼的子思不受学于曾参、有若就是很奇怪甚或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有若的学术成就不能与曾参相比，《论语》中涉及有若的章节也远少于曾参，其年龄可能比曾参大不少，其卒年不可考。推测起来，恐怕有若去世远较曾参早，且身体状况也不理想，后期活动有限。如果去世较晚，活动较多，其成就与影响更大，则可能留下更多相关记载，找到其活动或其卒年的更多蛛丝马迹。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有若的年龄、身体状况等很可能已难以为子思的老师。这样，子思在鲁国可以从学的大儒就唯有曾参。杨义先生指出，“曾氏……家族久居于鲁，曾祖、祖父曾是三桓臣宰，根基殷实”“唯有曾子对孔学理解纯正”[7]。有些学者拘泥于文献证据，实无必要。子思既不可能从学于墨、道、法诸家，幼年时也不可能远离鲁国求学，则他的师从实际上是没有太多选择的。

若子思受学于曾参或与曾参关系密切，这对孔门弟子的意义不言而喻，庐墓期间形成的“初本”文献的归属与保存也不言而喻。不难推断，首次纂辑形成并保存完好的初本文献，必在鲁国孔府。但由于其时子思年幼，这些文献实际上掌握在鲁国的曾参、有若等人手中。因此，庐墓之后，只有在鲁国的曾参、有若及其弟子才具有参与进一步整理、编纂而成《论语》的理想条件。就算子思受学于曾参，由于有若及其弟子同在鲁国，不可能与子思没有往来。进一步整理初本文献，曾子及其弟子也不可能不与有若及其弟子磋商①孟子说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原本想推有若为孔门传人，但曾参断然反对（见《孟子·滕文公上》）。若没有获得孔子的充分信任和托付，在孔子弟子中最年轻的曾参未必会力排众议。但既然子夏等推有若为孔门传人，则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影响也不低。。这样来看，《论语》中曾参、有若称“子”，可能就和相关章节由其弟子进一步整理有关。

但曾子去世时，距孔子去世已经40 余年。若没有班固等所指出的前期编纂辑存的原始文献，孔子去世后弟子带上各自的撰著“离居”各国或文献大量散佚，那么曾子或其弟子，抑或加上有子及其弟子等，都无力编成一部内容如此丰富的《论语》②有关《论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孔门“十哲”为何没有曾子、有子这两位重要弟子？杨义先生认为这可能是第一次编纂留下的痕迹，“《论语》存在过一次不属于有子、曾子门人的原始编纂，这是无法回避的”。（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文学评论》2016年第2 期）。《论语》中只有极少量篇章，据其内容可断定撰于庐墓以后到曾子去世前后四五十年间，再没有更晚的语录进入，由此可知孔子及其弟子等语录的纂辑在曾子去世前后这一个时间点“关闭”。从庐墓以后到曾子去世前后，撰写、增补的章节很少。因而曾子及其弟子等的整理，不在于补充了多少文献，更大的贡献应该在于，在孔子授业弟子之间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平息之后，核定了篇章文字，统一了体例，对语言文字进行了高度精细化的修饰、润色，大约在战国前期，约公元前430年前后，“卒成其书”。从《论语》文本、历代文献相关记载及其考证等来看，形成篇章基本稳定的文本，不晚于曾子去世之后较短时间之内，是可信的。当然，除了这两次最为重要的撰编，其间也可能还有其他零星的整理①杨义先生认为《论语》经过了“三次编纂”，第二次是在庐墓编成初本之后，由“有若主事”（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文学评论》2016年第2 期）。由于有若比曾参年长，据《孟子》记载又得到子夏、子张、子游等重要弟子支持，所以庐墓之后有若掌握并一定程度整理《论语》初本是可能的。不过，比起庐墓期间第一次编纂的文献“辑存”和曾子去世前后的基本定谳，这大概只是其间的零星整理（没有发生质变），很难算是一次规模较为可观的编纂。。其后直到汉代，还有传写与文字的考订等，但不再有大规模的整理或增补、删易。

三、《论语》纂辑的相关证据

《论语》提供的有关编纂的内证，比各种文献的相关记载更有说服力。《论语》第1 篇《学而》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2 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3 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第4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第1章很可能是孔子对有新弟子进入孔门发表的欢迎辞和提出期望②“有朋自远方来”之“朋”，东汉包咸、郑玄都注为“同门”“同师”，北宋邢昺注为“同门之朋”，南宋朱熹、二程等注为“信从者”，故“有朋自远方来”应指新弟子进入孔门。，所以它置于开章明义的位置。因为《论语》原本就主要是孔门师生教学及其相关言论的记录，以此开篇，最为合理。第2 章是有子介绍孔门学府的宗旨：“君子务本”，“孝弟”为“仁”之本。第3 章由孔子进一步提出儒学核心“仁”及相关要求。第4 章曾子提出“日三省吾身”，是对孔门弟子具体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学而》篇共16 章，其中孔子的语录8 章，占一半；有子3 章，曾子2 章，子贡2 章，子夏1 章。主要内容涉及学习、交友、孝悌、仁爱、礼、信、知、贫富、处世（温良恭俭让）等，几乎集中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所有核心要素。《论语》虽然有20 篇，没有哪一篇比《学而》更适合放在首篇。

尤其是开篇几章，在一部《论语》中举足轻重。这几章的安排，从纂辑角度考察，至少透露了三条重要信息：第一，《论语》首篇前4 章出现的人物分别为孔子、有子、孔子、曾子，前面几章的醒目安排，以及二人在《论语》中全部称“子”，都显示有若、曾参或其弟子在纂成《论语》定本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参、有若才能在《论语》中最先出场，以伴随孔子左右的形象，和孔子一起提出对孔门弟子的基本要求。第二，最先与孔子一起出场的有若、曾参都是鲁国人，可进一步证实《论语》初本必存于鲁国，定本必在鲁国纂定。第三，《论语》纂定时间当在曾参、有若及其弟子影响达到鼎盛时期，其他人已不能对凸显曾子和有子这两位年轻弟子提出异议，这个时期最大的可能性应在其去世前后，尤其是曾子去世前后。几条信息综合起来考察，可以断定《论语》绝非汉代纂辑或者所谓一直到汉代乃至历代“叠压”累积而成。若由汉代人纂辑，或者自然“叠压”累积，他们凭什么要如此突出七十子中曾子、有子的地位？无限“叠压”说首先无视《论语》取材时间点“关闭”——也标志编纂成型的事实。其次，数量很少的零星章节增补和语言文字校正，其性质也不能构成“叠压”说。

《先进》篇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值得注意。这一章310 余字，在《论语》中篇幅最长，其中对曾参父亲曾晳着墨最多，渲染最力，明显处于高于其他弟子的地位，似乎只有曾晳才深得孔子真传，与孔子的关系也比其他弟子更为亲近。但在《论语》中，曾晳仅出现在这一章，没有其他重要言论或事迹流传，这一章中子路、冉有甚至公西华在《论语》中出现都要频繁得多。这非常奇怪。可以断定，这一章不可能出现在庐墓期间第一次编纂的初本中。所以杨义先生指出：“此章是在曾子去世后，曾门弟子重编《论语》时加入的，因为行文三称孔子为‘夫子’，尤其是曾点当面问‘夫子何哂由也’，乃是战国时人的称谓方式。”[8]其目的在于褒扬“曾子家族渊源”“彰显曾子家族文化基因之优越”[7]。这同样是曾参在《论语》纂定中作用的重要证据。

曾参不但具有年龄优势，而且在孔子去世后数十年间最为活跃。例如《礼记·檀弓上》记载曾子从鲁国到魏国西河吊唁时与子夏的对话：“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再如《礼记·檀弓下》记载：“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这表明年轻而活跃的曾子成为离居各国弟子之间的重要纽带，也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儒学文献的“核心”。他与子夏的对话，显然是借以劝说子夏参与孔门儒学的共同传承，这当然包括《论语》的整理和纂定。高培华指出，“《论语》提到子夏共有20 章27 次，在后期弟子提及率中稳居第一；稳居第二的是曾参，共有15 章19 次……《论语》中，除了子夏与孔子问答之词，单独和主要记述子夏语录也有13 章，与‘曾子曰’章数持平”，进而认为“子夏、曾参在接近完成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4]。不过子夏虽然高寿，却远没有曾参活跃、积极，所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不能与曾参相比。

既然《论语》纂辑在曾子去世前后这个时间点才“关闭”，这时子思已经50 岁左右，早已不是孔子刚去世时的孔门“幼主”，作为孔子嫡孙，他在《论语》纂定中起什么作用？杨朝明先生认为《论语》为曾子领纂“近于实际”，“我们进而认为，《论语》是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这一观点恐怕更为合理”，并据以把《论语》编成时间推定为前428－前400年这20 余年间[9]。考虑到子思的地位，《论语》纂定时他应该发挥不小作用。尤其是曾子去世后，早已成年的子思必为孔门当然的主持。但引领第二次编纂的未必是子思。这是因为曾子、有子等是孔子的受学弟子，是亲历者，比子思更了解《论语》所记的许多实情。《论语》的第二次纂辑，也不会是曾子去世时才突然发生，而是庐墓之后、子思尚幼时，曾子等人就一直在整理保存于鲁国的竹简。且在鲁国的曾子、有子，其年龄、辈分与子思无论如何也有某些天然的“师徒”关系，子思无疑会尊重曾子等几十年来累积的工作。这些因素决定了曾子及其弟子等在第二次编纂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唐陆德明说：“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曰语。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也。”[10]今多认为“论”即编纂、辑录之意。《论语》名称，现在可见的最早文献是《礼记·坊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相传为子思所作，则《论语》作为书名见于文献的时间，最早可在战国前期。目前可见的其他战国文献，包括《孟子》《荀子》，引孔子及其弟子说的话都不称“《论语》曰”，通常直接称“孔子曰”①《孟子》引《论语》不但称“孔子曰”，而且并不引用原文，而引用孔子的主要意思，例如《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所引孔子的话，为《述而》篇中“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可知《孟子》引用十分灵活。汉代引《论语》中孔子的话，多为原文或接近原文，一般也作“孔子曰”。。直接称引说话者，其实符合引文的一般习惯，先秦还远没有形成进一步说明引文来源的惯例。所以称“《论语》曰”不但在先秦罕见，即在今天也不通行。不过，这个习惯让我们更难找到确认《论语》名称出现时间的进一步证据。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载：“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司马迁已明确提到《论语》，从他亲赴鲁国采集史料来看，司马迁应取自较古的文献，其叙述方式似乎也表明《论语》名称出现较早，只是“孔子曰”这种表达方式遮蔽了《论语》名称在典籍中的出现。

《论语》中《宪问》篇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借用这一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写定外交文书的过程，可以大致总结《论语》的撰编历程。第一次编纂，在泗水河畔弟子为孔子守孝三年期间，时间相对集中，起主要作用的可能是郑玄所称的“仲弓、子游、子夏”等人，这次编撰为“草创”“讨论”，完成了原始记录的整理、汇集。第二次编纂，时间近半个世纪，以在鲁国的曾参、有若及其弟子为主，内容仅有少量增补，主要工作是核定体例及语言文字的“修饰”“润色”，形成定型本。《论语》中成语、名言警句，即使以严格的标准，极为精辟、极为常用的也多达一百三十余条，在诸子著作中占比最高。《论语》还首创诸如文章、文学、文献、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等大量至今广泛使用的语词。达到这样的水平，仅靠庐墓三年是不够的。而从孔子去世到曾子去世四五十年间则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一方面的工作，以前常常被忽略了。简言之，如果没有三年庐墓的“机会之窗”，则没有内容如此丰富、真切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问世的可能，诸子百家仅儒家辑成《论语》可为证。但如果没有曾子等第二次精细化纂辑和润色，则草创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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