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毒品案件经验材料
篇一：毒品案件分析
六个问题困扰涉毒案件的依法办理
李轩甫 李选婕
近年来，涉毒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涉毒犯罪的蔓延不但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造成严重威胁，同时还诱发抢劫、盗窃等多种犯罪。2008年至今年5月，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涉毒案件85件91人，分别占案件受理总数的22.42%和16.67%，由此可见，该县的毒品犯罪活动猖獗，严厉打击已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实践中，办理涉毒案件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须引起重视:
一是重言词证据、轻其他证据，“口供情结”较重。《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了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的供述依据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毒案件中，多数供述是在“一对一”情况下进行的，知情人少，易形成孤证，需要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但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口供情结”浓重，存在对供述以外的证据忽视的情况，尤其是对一些当场“人赃俱获”的案件，其工作重点就放在了迫使犯罪嫌疑人交代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毒品包装物及上面可能存在的指纹、痕迹的提取以及对现场其他证据的固定。这就容易在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能认定。
二是忽视收集印证言词证据的间接证据。在毒品犯罪中，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的处罚，经常采用“少量、多次、流动”的交易手段从事毒品犯罪活动。有的侦查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不稳定性，在发案之初，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中与涉毒案件事实相关的书证、物证，如电话通话清单、电话录音等其他客观性证据来固定言词证据，以有效对付可能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指控的犯罪在认定上就存在困难，案件就有成为疑案的危险。
三是涉毒案件侦查阶段取证困难。毒品案件中毒品必定是有来源、销路的，但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毒案件来看，绝大部分是零星贩卖，基本上不涉及毒品的来源。贩毒案件的“上、下线”查证难，造成了案件的流失和发案率的居高不下，从而削弱了对涉毒犯罪打击的效果。另外，对毒品已灭失或者毒品实物无法查找到的案件在认定上存在争议。定安县检察院近年来所办理的毒品犯罪案件都是以查获的毒品为对象的，对毒品已灭失，且买卖双方及其他证人的供述、证言不能完全一致的情况，公安机关一般都不作为犯罪处理，造成打击不力。
四是涉毒案件交易毒品的数量及交易次数难以认定。对于贩毒人员，除其在进行毒品交易中被当场认定毒品数量外，其非法持有的毒品是否能认定为贩毒、运毒的数量，在审查起诉中不好把握，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相关解释。此外，在办案实践中，对当场从嫌疑人身上搜出的、其实际控制的毒品进行扣押，如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种类，那么，对搜出的不同种类的毒品是否能比照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换算，认定其符合非法持有毒品10克以上即可追诉的标准，存在不同认识。
同时，涉毒案件中毒品交易次数难以认定。在办理涉毒案件实践中，有时只有贩卖者或者购买者的单方供述，或者双方供述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因此，认定毒品交易次数困难，经常出现就低不就高的情况，不利于打击涉毒犯罪。
五是对零星、少量贩毒的刑事处罚力度不够。根据《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贩卖毒品海洛因2克的量刑起点为六个月;贩卖毒品海洛因在2至7克的范围内，每增加1克增加六个月;2克以下的，每减少1克减少三个月。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处罚，将大宗毒品化整为零，采取小包贩卖的形式，并直接向吸毒者出售，既刺激了许多“下线”贩毒人员的增多，又促成了吸毒人员增多，危害性极大。一旦抓获，又只能对贩卖的零星、少量毒品定罪量刑，使部分涉毒犯罪分子存在侥幸心理，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使下，铤而走险进行毒品犯罪活动。在定安县检察院2009年办理的45件涉毒案件中，有34件涉毒数量均在2克以下，实行量刑规范化后，只能对这类犯罪人员判处六个月以下的刑罚，无法体现国家打击涉毒犯罪的力度和决心。
六是涉毒案件物品管理混乱。查办涉毒案件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扣押物品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与犯罪无关的东西有时也被扣押;扣押手续不合法，多数扣押物品没有注明特征和质量，部分物品没有办理扣押手续;违法处理物品，尤其是现金。在缺乏证据证明系犯罪所得的情况下，直接将扣押款上缴国库且手续很不完善;调换、挪用扣押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物品随案移送时已面目全非，影响了办案效果。
篇二：浅谈贩卖毒品案件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李家全:浅谈贩卖毒品案件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时间：2013-08-19 21:53:00作者：李家全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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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证据特点
贩毒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概括两年多来我院所受理的100余起贩毒案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犯罪手段狡猾、行为诡秘、收集证据困难,证据种类单薄。
在这类案件中,除了购买毒品者外很少有其他证人证言。获取的书证种类单一,通讯资料往往是比较重要的间接证据。且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当事人主动举报的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多持抗拒心理,拒供、翻供情况多
法律对毒品犯罪打击的严厉性,使犯罪分子多有抗拒心理,一旦案发,往往不承认。有的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已经设计好了对抗侦查、逃避打击的对策。有的即使人赃俱获,仍拒不供述犯罪事实。有的在案发初期虽有供述,一旦受到同监室的教唆,就开始翻供。有的抱着侥幸心理,在侦查初不承认,在审查批捕环节也不承认。一旦审查批捕部门决定逮捕,侦查部门执行逮捕后,在感觉逃避打击无望的情况下又承认犯罪事实。
(三)获取物证难
贩卖毒品案件的物证包括毒品、毒资、作案工具等。作为载体的毒品,是贩毒案件的核心,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因其性质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取证。贩毒人员通常采用零星贩卖的方式,即使当场缴获,数量一般也很少,不能反映其全部的罪行,在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毒品交易时,一些贩毒人员甚至还会当场弃置或销毁毒品。且毒品又是直接损耗的消费品,一旦落入吸毒者手中,很快就会被吸食或注射,导致这一物证的缺失。
(四)诱惑侦查多,往往“特情”的证言证据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
在我区办理的案件中,往往通过诱惑手段侦破案件。购买毒品者往往是在公安人员的监控下实施的。在犯罪嫌疑人拒供的情况下,“特情”的证言证据往往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在实践中,我院原则上要求公安机关对特情引诱时要求进行录音录像。
二、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审查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承办人对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辨别真伪,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一)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审查
犯罪嫌疑人是最了解案件情况也是可能受到刑罚处罚的人,所以其口供常常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其自以为贩毒案件流动性大,涉及的人也多,侦查机关不易查到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在审查犯罪嫌疑人口供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初次口供审查判断。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初期,由于惊魂未定,做贼心虚,初次同公安人员接触时形成的材料,一般具有较高的真实性,通常情况下,贩毒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这一时间多数容易说出真实情况。对这些口供的审查,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有无诱、逼、套、指供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完整性,可信性和真实性的程度如何,内容有无矛盾;对于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供词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翻供的审查判断。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原供的推翻,有的是部分或全部推翻。对于翻供,不能一律视为坏事,推翻虚假的供述对案件的真实情况的确定反而有好处。因此,供认后推翻不等于没有口供,而是哪种口供真实可信的问题,对于翻供的审查应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原供的动机和条件;翻供的原因是什么,原供在取得时是否有违法情况,还要注意查明翻供时机和阶段,是否受他人的教唆以及翻供的内容是否符合情理和逻辑,有无其他证据印证。通过审查,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翻供是否有理。
3、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审查。贩毒案件有的是共同犯罪,由于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的罪责轻重不同,处理结果不同,同案犯有可能互相推卸罪责,特别是可能会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或者自首,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以保全自已的性命,从而做出虚假的供述。审查时应注意:(1)同案人之间有无事前、事后串供,有无攻守同盟。一般情况下,口供之间如出现反常的一致性,则表明同案人之间有过串供或订有攻守同盟,对一人包揽全部罪行,其他同案人否认犯罪的,要善于从口供中发现矛盾,找出破绽,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使其作出真实的供述。(2)对于同案人口供作定案的基本证据,要注意查明同案人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逼供、诱供、指供情况,对未经查证属实的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不能作为判断另一方犯罪嫌疑人口供是否确定的标准。(3)对未查获毒品物证的案件,不能仅凭同案人口供定案,必须查清毒品的来源、去向。
(二)对数量证据的审查
根据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准确认定毒品交易的数量,对于打击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1、对于现场抓获的贩卖毒品交易的数量,包括已交易的毒品量以及贩卖人随身携带的毒品量。在现场抓获的毒贩,其主观上不仅有贩卖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对于已交易的、正准备交易的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中。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为了自己吸食而随身携带的,可不认定贩毒,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超过10克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但实践中,往往犯罪嫌疑人以其携带的毒品是为了自己吸食,很难认定其是以贩卖为目的。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
2、对于以贩养吸的犯罪嫌疑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0年4月4日)。但实践中,如何认定是以贩养吸认识不一,证据也不好规定。在现有案件质量压力的情况下,一般都没有认定。这对打击毒品类案件很不力。建议出台有关解释,对该种情况下查获的毒品一类以贩卖毒品的
数量认定。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是为了自己吸食。如:刘某系吸毒人员,现场贩卖海洛因时被抓获,当场收缴海洛因3克,之后在其家中收缴海洛因11克,郑某说是为自己近期吸食留用的。经查,剩下的11克海洛因确为自己吸食而留用,在被抓前已有数人购买而被他拒绝。检察院以贩卖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郑某依法提起公诉。
3、对犯罪嫌疑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只查明其贩卖了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犯罪嫌疑人吸食的,应当按已查明的销售数额确定起贩毒的数量。
4、犯罪嫌疑人有比较稳定的交易习惯的,按照其一贯交易每包的重量和包数来认定。有的贩毒人通常将大包分成差不多固定数量的毒品,如每小包0.1克或者0.2克,然后在转手卖出去。贩毒人均能供述购买的毒品的数量一致,可按包数来确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应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
(三)对证人证言的审查
1、审查证人对所了解案件的事实的记忆程度。大部分贩毒、运输毒品案件,证人并不是在感知案件事实后,马上提出证言,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就产生证人记忆如何的问题。例如,某长期吸毒人员被强制戒毒期间,记忆其十多次向犯罪嫌疑人甲购买了共计毒品十多克。经审查,其反映的情况,均是无准确详细的时间、地点及每次购买毒品数量,对该类证言是否真实就值得怀疑。
2、还应注意证人在当时情况下能否见到或听到某种情况。即分析证人感受事物时的环境条件,以帮助判明证人证言的真伪。例如,某证人检举犯罪嫌疑人甲在某日晚在某街口向别人出售毒品。经核实,当日晚是阴天,无月亮,只有昏暗的灯光,在那种条件下,证人根本看不到犯罪嫌疑人是否出售毒品。原来是证人诬告犯罪嫌疑人的。
3、审查证人的其他情况。比如,有无利害关系;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威胁、收买、指使、引诱、和欺骗;证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一贯表现如何等等,这些因素常常影响证人作如实的陈述。
(四)“特情”手段获取的证据审查
“特情”是公安机关设下的提供线索的耳目,很多贩毒案都源于此类线索。在审查“特情”证言时,首先,要注意“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及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这与“特情”报告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多数情况下,“特情”发现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告,是出于正常的工作目的,但个别“特情”为了立功或取得公安机关的信赖,有的甚至为了获得奖金、报酬不惜夸大事实,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设圈套引诱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情”的证言不一致,应按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实认定。其次,审查“特情”有无诱人犯罪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应足够重视审查有无被诱骗的情况,如犯罪嫌疑人与“特情”说法有矛盾,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又无法排除矛盾,在量刑时要酌情考虑。对“特情”为破获“大案”让犯罪嫌疑人再次
搞来毒品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处刑时要从轻处罚。(2009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对“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
此外,对诱惑侦查以外的“特情”,还要注意审查“特情”证言取得方式是否正当、合法,“特情”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其身份公安机关有无材料说明以及报告内容是否以证言笔录的形式反映等。
(五)对录音资料的审查
由于犯罪嫌疑人越来越狡猾,零口供案件越来越多。特别是新刑诉法修改以来,我院要求原则上,对所有的诱惑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在引诱侦查时必须录音录像。其目的是证实犯罪嫌疑人确实有贩卖的故意,以杜绝其代购、代买等各种辩解的可能性。在审查该录音资料时,除了一般法定程序的审查意外,一定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有的公安承办人往往只注重特情的通话,而忽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在办理陈某贩毒一案时,就是由于仔细审查了犯罪嫌疑人的通话内容,发现犯罪嫌疑人确实是代为购买,没有牟利,最后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处理。
三、贩卖毒品案件的证据运用
(一)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证据运用
主观方面是人的内在心理的活动过程,很难用外在的标准去衡量。往往犯罪嫌疑人也拒不承认自己“明知”,也不承认有“贩卖的目的”。明知,包括其知道、认识到、意识到或者怀疑到“可能”是毒品,更不要求确切的知道是哪种毒品。有的嫌疑人虽声称不知道是毒品,但根据其社会经历、认识能力、毒品的藏入方法、交易价格、联络方式、被查获时言行表现、同伙的证言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得出应当明知是毒品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的《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如下情形是否推定明知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①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③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明知”的认定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判断:
1、根据行为人本身的状况去判断。如行为人的精神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社会经历、认识能力、职业特性。综合分析行为人是否“应知”,是否是其认识范围可及的,能够认识到的,应该认识到的。
2、根据行为人对毒品的处理和使用方法去判断。如行为人对“毒品”有吸食、注射的行为;通过联络方式明确告知他人的行为等。
3、根据行为人知识和经验对特定的环境和条件认识。另外,行为人被查获时的神情、动作、行为等也有助于分析是否明知或者应知。行为人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采用隐蔽的手段,或者经过伪装、逃避检查、神情紧张,东张西望,一发现有动静就掉头就跑,扔掉“毒品”等。
(二)对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案件的证据应用
1、购毒人陈述详尽真实,多次供述一致,又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的,可以定案。购毒人的证言相对客观,比较真实可信,若能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类证人的证据要求是直接证据,而不是从其他人听到的事实或者是转述的事实,必须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共同吸食毒品的现场证人,能亲眼指认出犯罪嫌疑人。这种证人证言有相当的证明力,与购毒人陈述结合起来,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2、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有多名购毒人员的供述一致,均能指认从某犯罪嫌疑人手中购买毒品的事实,详细交代购买毒品的地点、时间、过程和情节的,某些细节供述一致,排除了非法证据,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吸贩经历,以及“粉友”提供的事实情况来分析。从每一起毒品交易来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从一个整体来讲,犯罪嫌疑人有一贯的、长期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并且经其他购毒人员指认的,认定其有罪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如果多名购毒人员的陈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则不能定案。
3、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只要购毒人客观真实的供述交易过程、联系方法,有抓获人员亲自目睹交易过程的,可以认定定案。如有的案件是在公安机关诱惑侦查的情况下人赃俱获。搜查到了毒资和毒品,提取了通讯记录,只要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即使犯罪嫌疑人拒供也应当定罪处罚。
4、有多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多数犯罪嫌疑人做了供述,有少数犯罪嫌疑人始终不作供述,而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间有主要情节吻合,是比较有力的证实,是可以认定的。
5、买卖双方不是同时在现场抓获,只有一方犯罪嫌疑人供述,另一方不供述,又无法获得其他旁证材料印证,形成一对一,是孤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定。
(作者系重庆市合川区检察院检察长)
篇三：县人民检察院汇报材料
***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汇报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2014年5月7日）
尊敬的*检察长，各位领导：
今天，*检察长不辞辛苦专程莅临我县检查指导检察工作，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少数民族贫困县检察工作的关怀和支持，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在此，我谨代表院党组和全院干警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对我县检察工作向各位领导作一简要汇报。
一、基本情况
我们***县成立于1981年，（基本县情介绍约200字）。
我院现有干警46人，少数民族干警35人，占干警总数的76.8%；中共党员37人，占干警总数的80%；本科学历32人，占干警总数的70%；科级干部27人，占干警总数的58.7%；检察官23人，占干警总数的50%，通过司法考试的6人；院党组成员5人，检察委员会8人，其中专职委员1名，内设纪检组、政工科等15个科室，均为正科级建制，办案用车7辆。今年10月份，建筑面积4520平方米的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正式投入使用，办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二、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省州检察院的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我院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和检察工作主题，按照“抓班子强队伍、求创新争亮点、重规范精业务、抓基础促发展”的思路，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工作稳步推进。2012年，被州委州政府授予州级文明单位，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机关称号，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年终考核为一等奖，并列入全县创建廉政风险防控示范型机关。2012年检察总体工作位居全州第四，七项业务工作走在全州前列，其中一项受到省院和州院的表彰。全省司法警察编队管理示范单位已顺利通过验收，完成了省特级规范化档案室达标的前提工作，检察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强化法律监督，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持全面、统筹、协调推进法律监督工作，加大执法办案力度，着力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力地服务和保障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是强化审查批捕和公诉工作。两年来共批捕各类刑事案件60件81人，不批捕5件9人，提起公诉79件115人，移送州院9件9人，不起诉1件1人。所办案件均在法定时限内办结，起诉的案件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率在95%以上。
二是强化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积极贯彻中央和上级
检察院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把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作为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共查办贪污案件3件9人，起诉后法院都做了有罪判决。着眼于服务和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研究分析职务犯罪的原因、规律和特点，积极开展个案预防和专项预防，参加监督项目招投标会议12次，对引水工程、廉租房建设等重大项目进行跟踪预防，与县住建局、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检察机关和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检察机关和民政局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实施意见》，为预防职务犯罪、优化法制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强化诉讼和审判监督工作。在刑事诉讼和审判监督中，坚持案件全面审查，严把案件程序关、实体关，从法律文书、办案时限到事实认定、案件定性各方面进行严格监督。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案件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8人，无逮捕必要不捕1人，纠正漏捕11人，追加漏犯5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6件9人，撤案6件12人，有力的打击了犯罪，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19份、《要求提供法庭证据材料意见书》41份，公安机关及时进行了纠正和落实。对提请抗诉的1件毒品案件依法进行了改判，罪名从非法持有毒品罪改判为运输、贩卖毒品罪，刑期从有期徒刑三年改判为十一年，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民事行政检察工
作在积极实行调节结案、认真做好正确判决、裁定息诉工作，维护法院判决、裁定权威的同时，加大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共受理民事案件线索4件，其中终止审查1件，不支持监督申请1件，2件发出再审建议后县法院作出了更正裁决。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中，扎实开展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专项检查活动，对全县64名监外执行罪犯逐一进行了跟踪考察，针对发现的脱管漏管等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后及时将未列管的8人全部列管。依法监督纠正了审判机关误算一名被告人刑期的判决。继续实行羁押期限预警提示、催办督办和联合检查等机制，加大监管活动监督力度，确保看守所无超期羁押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了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执法为民，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始终坚持执法为民理念，牢固树立群众立场，不断畅通联系群众的新渠道，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完善领导干部下访、巡访和联合接访制度，组织干警经常性地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群众疑惑，两年来无涉检涉诉案件。共受理和转办群众来信24件，接待来访群众28人。救助特困刑事被害人4人，发放救助金1.3万元，彰显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农村调查民情12次，形成调研文章11篇。在“双联”行动中，先后对联系乡、帮扶村解决了3.6万元的办公设备，积极动员村民创办刺绣厂，解决了50多名妇女的就业，解
决村社道路硬化资金5万元，协调解决危房改造9户，促进了“双联”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立足检察职能，主动把检察工作融入到社会管理创新格局中。通过对社区矫正部门经常性的走访，与社区矫正工作者进行交流探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谈话教育等措施，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纠正。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完善捕诉防一体化机制，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分案起诉、心理疏导、回访帮教等制度，跟踪帮教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向县法院移送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6件8人，提出量刑建议后6人判处缓刑，１人重新回归学校。深入推进社会风险排查研判工作机制和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积极化解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矛盾，尽力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四）强化自身建设，提升检察工作水平
坚持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提升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素质兴检、从严治检的方针，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全面提升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是狠抓班子建设。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定期开展下基层活动，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提高自身素质和领导水平。两年来，领导班子成员下基层累计1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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