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精选五篇】
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一 蒙受空难天顿足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他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一刻也不等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开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紧接着火焰冲天窜起……
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像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人们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地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前，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
“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留取丹心鉴后人
事隔30多年，凡郭永怀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只要一提起他，人们恭敬之情溢于言表。
郭永怀教授当年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涵信将军提起恩师，感慨万千：“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台手摇计算机，那是郭老的心爱之物，但为了大家方便，他把它从自己家中搬到了所里;当时的电风扇和电冰箱都是非常贵重的物品，郭老也从家中搬到研究所，供大家一起享用。郭老和李佩教授所生的惟一爱女郭芹，由于得不到父母和家庭的应有照顾，身体一直很瘦弱，但是，国家一声号令，郭老夫妇二话不说就将爱女送到了内蒙古草原插队……”
“文革”时期，到处被一种狂热的气氛所笼罩，忙于“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郭永怀躲过了此劫，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却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安徽合肥，6年没回北京。在李佩遭难郭芹受苦的日子里，郭永怀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由于女儿身体不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邢台大地震发生之际，郭永怀正在北京民族饭店听取一项机密工程进展汇报，震感波及到北京，他仍然十分镇定而专注地探讨着每一个细节，房子明显开始摇动了，整个宾馆里的人们一片骚乱，可郭永怀还在思考着、辩论着……
人们不会忘记，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1961年，郭永怀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从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们不会忘记，当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有位年轻同志打趣说，郭老当大官了!
没想到一向为人随和的郭永怀竟板起脸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是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记得郭永怀第一次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是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
郭永怀曾经说过，他在国外16年，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祖国;回国以后，尽管工作繁忙，他又经常思念故乡。据他的侄女郭秀芝告诉我们，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回过老家一次，祭扫了父母的墓地，拜访了乡邻亲友，便匆匆赶回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988年12月5日，当郭永怀牺牲2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师、同窗好友、同事以及学生聚集力学研究所举行报告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张爱萍、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会并撰写纪念文章。
聂荣臻元帅、宋任穷、张劲夫等题词纪念。
从1991年开始，力学所设立了以郭永怀名字冠名的奖学金，作为对力学所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的最高奖励，如今已有30多位研究生获得了这项奖励。郭永怀当年培养的研究生中已有两名成为中科院院士。
安息吧，郭永怀。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怀念你。
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二 今天是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为国牺牲46周年的日子，清早起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前不久，见到郭永怀先生与我们三个研究生的一张合影，我的一位好友特地从网上下载后发给了我(见附件)，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与导师在一起度过的难忘的日子。想当年，郭先生刚过五旬，虽然清瘦，但充满着活力。他那时肩挑着两个重担：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工作极其繁忙，每周工作六天半，还经常到大西北出差，但他的脸上从未显露过倦意，还总是把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放在心上。
26年前，我在纪念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20周年的短文《当好铺路石子》中写道：“郭永怀教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声容笑貌长留在我们心间。作为他生前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永远真诚地奉他为人生的楷模。……他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地当好铺路石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贡献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许这是纪念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怀教授对我和李家春说这番话时的情景。
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和国防尖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好“铺路石子”。
在为在中科院力学所，他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所长。从制订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组织学术讨论、推动科学研究，到设计兴建大楼、改善职工伙食，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当我坐在所图书馆的灯光明亮的书桌上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图书馆的总体布局乃至灯光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处处渗透着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断攀登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峰。在实验室里制订方案，在戈壁滩上身体力行……。
那时，我们研究生作为“小不拉子”，对于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触中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
刚进力学所大门时就听说，郭先生很严厉，对学生有点“凶”，令我们几个有点忐忑不安，而实际接触下来，满不是那回事儿。
他的确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记得的一次幽默是他开讲“边界层理论”课程时，先介绍他的助教呼和敖德，在黑板上写下“呼和”二字，说“这是‘零级近似’，你们可以叫她呼和老师”，接着写了“敖德”，说“那是‘一级近似’，至于‘二级近似’，我也搞不清楚”，这番话引来哄堂大笑。后来在私底下我请教过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级近似”，她告诉我一长串音节的姓氏，我至今也没记住。
后来，我们还发现他说话态度的严厉程度与对话者跟他的年龄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学生P与他谈话时就有点胆怯，郭先生批评他时有点严厉。最近，我的一位老学长告诉我，P先生目前已有九十多岁了，他学问不错，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带出来的学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谈话中，郭先生没向我们讲一句大道理，只是让我们把所有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方法，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两本关于科学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们体会到“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
见面以后的三个月，郭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以阿尔文(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宇宙电动力学》为主要参考书，学习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同时把此书翻译出来。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译作，战战兢兢地交了稿。事隔两个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给了我，告诉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为标准，好好修改译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见稿纸上布满了红字修改。恰好，我那时听完了师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课，并学完了所里开设的“英汉翻译理论和技巧”课程，按照导师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进行重译，于是，二审得以通过。导师又帮我联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译著出版因“文革”开始而被耽误，后来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印行。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书的问世。
那时，力学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学习，大家你追我赶，每周一般读书七天，从早上七点读到晚上十点。周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为周日上午郭先生经常踱着方步到我们的学习室来。有一个周日，他来了，走到我们仨跟前，满脸笑容，递给我们三张糕点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吃饭定量，普通糕点也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学部委员，有些许特供，因此，就把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这大概是师母的主意。小小糕点票，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情意。
进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组织磁流体力学讨论班，集体学习留比莫夫的专著，并讨论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中，我看到了先生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宽严相济的组织能力。年纪越长的越有压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倒是迎来了学术上的阳光雨露。
几十年过去了，郭先生颀长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他内向、低调，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喜欢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老低着头，靠着建筑物的围墙走，只要他在中关村，上班的时间总是定数。有时，我们哥儿几个有意在那个时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赏这道风景线。可惜，上苍早早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缅怀，是为了激励。如今，做学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导师关于做铺路石子的教诲，却一刻也不敢忘记。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负导师的培育之恩。
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三 1964年10月16日清晨，新疆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蓝如洗。中国核试验基地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
当天15时，原子弹正式起爆。
只见罗布泊戈壁大漠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一个巨大火球腾空而起，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一样，天空和大地霎时被照得一片通红，形成的蘑菇云不断地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似要把苍穹撕裂。
这时，全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相祝贺。15时零4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兴奋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说：“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这枚“争气弹”，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使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凝聚了一大批科研人员的心血，这其中就有我们荣成人——郭永怀。他是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的三大支柱之一，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国防和科技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不幸遇难。那一年，他才59岁。几十载岁月里，家乡人民一直不曾忘记他，并于建党95周年之际，兴建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全面展示郭永怀同志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XX年10月16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将正式开馆。值此之际，让我们一同去追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璀璨一生。
(一)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旧式的封建大家庭，父亲名叫郭文吉，以种地为生。郭永怀是郭文吉夫妇的第五个孩子，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郭永怀的三叔是个读书人，曾参加过乡试，但未考取功名。后来，三叔在村里办私塾，郭永怀从小便在私塾里念书。这之后，他又投奔三哥，来到石岛镇，在石岛镇明德小学读书。
1926年，郭永怀进入青岛大学附中读书，后于1929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申又枨、顾静薇教授，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1933年，郭永怀在顾静薇教授的推荐下，参加了北京大学入学考试。
北大请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对郭永怀进行口试，内容是理论力学。经过一小时的问答后，周培源发现郭永怀对这门课程掌握得很好，并且懂得运用力学规律来解算实际问题，周先生十分满意，给了他很高的分数。就这样，郭永怀如愿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插班在三年级学习。多年后，周培源回忆起来，对郭永怀依然赞不绝口。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停课，郭永怀被迫回到家乡，在现在的威海二中执教。外患肆虐、祸迫眉睫，郭永怀目睹着日军飞机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家园，痛感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认定学习航空工程是一条更为实际的救国之路。1938年春，郭永怀听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便前往求学，并主动放弃了原来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师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教授，开始了航天救国之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西南联大期间，借住在昆华中学高中部。一个巴掌大的四合院竟然走出了6位大科学家，他们是钱伟长(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林家翘(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天体物理学家)、傅承义(地球物理学家)、段学复(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汪德熙(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1939年夏，中英庚子赔款举行留学生招生考试，名额只有20人，而报名人数多达3000人。其中，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只有一个名额，他与同学钱伟长、林家翘一起报考了这个专业，并且以同样的分数并列第一，最终三人被同时录取，留学名额破例增加到22人。
远行在即，郭永怀等人的留学道路却一波三折。原定去英国留学，结果二战爆发，英国取消接纳外国留学生的计划，郭永怀等人只好等待。三个月后，他们改派加拿大留学。郭永怀等由昆明抵达上海，然而刚上船就得知，他们需在日本横滨停船三天，并得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郭永怀与同伴一致决定，绝不接受日本签证，全体下船，拒绝出发。当下船的那一刻，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国求学了，但是为了民族尊严，他们毅然决然、义无反顾。1940年8月，时隔将近一年，他们才第三次出发，从上海乘船，历经28天，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成为该校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就这样，郭永怀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
(二)
抵达加拿大后，郭永怀同钱伟长、林家翘一起进入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师从数学系主任、著名数学家辛格教授。三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这里有一位名师，他就是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冯·卡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在加州期间，郭永怀直奔世界级难题——声障的研究。上世纪40年代，为了突破声障，发生了很多机毁人亡的惨剧，因此，那时人们普遍地认为，声障是无法逾越的。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系正处在全盛时期，人才济济，但很少有人敢沾这个难题的边，郭永怀恰恰选定了这个难题。当郭永怀向冯·卡门教授提出自己的想法时，这位热情的航空大师十分钦佩这个年轻人的胆略和勇气。经过苦心钻研，郭永怀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跨声速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个世界难题。郭永怀也因此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行列。
在此之后，冯·卡门的大弟子西尔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聘请郭永怀前去任教。郭永怀也成为该院的三大创立者之一。在此期间，郭永怀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就是后来由钱学森命名并被国际公认的PLK方法，其中的K，指就是郭永怀。在计算机尚未广泛应用的情况下，PLK方法大大提高计算的效率与准确度，被广泛应用到基础力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当中。
(三)
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10年，是郭永怀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李佩。1948年秋天，两人结婚，开始了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当时的郭永怀已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上世纪50年代，月工资就高达800美元。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四层花园别墅里，开着高档轿车，闲暇时骑骑马、坐坐游艇，过得安逸而有情趣。
尽管在国外的生活富足而优雅，但是郭永怀始终心系祖国，希望所有的同胞都能过上有尊严而又幸福的生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郭永怀归国之心更加迫切。1953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已经7年，按照美国大学的规定，他可以带薪休假半年。郭永怀本想利用这个假期以到英国讲学为名，取道香港回国。但在美国移民局的阻挠下，郭永怀的赴英签证被取消，计划未能实现。同事、好友得知郭永怀要回国，以中国贫穷落后为由，纷纷挽留他，但是郭永怀坚定地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在西尔斯为他举办的午餐会上，郭永怀当着全体同事和学生的面，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讲义和科研手稿付之一炬。当他将饱含十几年心血、几近成书、像孩子一样的手稿，一页一页地投入火炉之中，谁又能体会其中的百般滋味。
当时听说郭永怀要回国，台湾方面专门派人上门劝他到台湾去，但郭永怀坚定地拒绝了。
1956年9月初，郭永怀一家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9月30日，郭永怀一家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热泪盈眶。回国后，郭永怀被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深深震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他将和祖国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62年，郭永怀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先后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四 中科院院士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两弹一星”元勋。1968年12月5日，他在飞机降落失事坠毁中牺牲。牺牲的时候，他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抱着，数据才得以保留了下来。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关于郭永怀事迹体会五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59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邢台大地震发生之际，郭永怀正在北京民族饭店听取一项机密工程进展汇报，震感波及到北京，他仍然十分镇定而专注地探讨着每一个细节，房子明显开始摇动了，整个宾馆里的人们一片骚乱，可郭永怀还在思考着、辩论着……
人们不会忘记，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1961年，郭永怀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从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们不会忘记，当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有位年轻同志打趣说，郭老当大官了!
没想到一向为人随和的郭永怀竟板起脸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我们也不能忘记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是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记得郭永怀第一次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是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
郭永怀曾经说过，他在国外16年，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祖国;回国以后，尽管工作繁忙，他又经常思念故乡。据他的侄女郭秀芝告诉我们，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回过老家一次，祭扫了父母的墓地，拜访了乡邻亲友，便匆匆赶回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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