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之谜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是由一位名叫襟霞阁（主）的人编纂的，最早的版本是1925年由上海共和书局出版的《十大名家家书》。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再版时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为名。20世纪90年代后还有一些类似版本在出版。上述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这十大名人绝对是清朝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自1925年初版开始，《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曾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可见“名人效应”之大。然而，经专家多方考证，其中大多数家书多有伪造之嫌。由于作伪，我们在这些家书中会发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错误，诸如生死对话、张冠李戴、穿越时空、违背常识乃至虚构人物等，在此，先来说说其中业经专家考证确认作伪的四种――《林则徐家书》《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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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生死对话”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被遣戍到新疆，后获赦调任云贵总督，携夫人到昆明就任。不幸的是，到昆明没几个月，林夫人就病逝了。可是《林则徐家书》的最后几封信，竟然是林则徐在林夫人病逝后写给她的！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赴京应试时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的，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8年，生母朱夫人去世已有23年，而在《张之洞家书》中，却出现了他在中试之后给“双亲”写的三封信，报告中试的喜讯，并且还誊抄了考试的试卷给他们。
《李鸿章家书》中这种“生死对话”更多。其中一封“禀父”信，称自己正在给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做“校正”。实际上，李鸿章是1859年才进入曾国藩的幕中，如果有校正《经史百家杂钞》的事，应该是在1859年之后，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于1855年7月就已经去世了。还有，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死于1863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和1886年写了两封信给昭庆。三弟李鹤章死于1880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还给鹤章写信。
叙家常恍如写小说
晚清人大多还是实行《红楼梦》式的大家庭制度，聚族而居，按照常理，那时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人，不但是父母子女，包括兄弟亲族、母党妻党的状况都应当是相当熟悉的，而在多个家书中都出现了搞错亲人情况的现象，让人产生亦真亦幻仿佛读小说的感觉。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儿子的年龄。《林则徐家书》第7、9两函是林则徐分别写给长子汝舟、次子聪彝的，可是却把两个孩子的年龄搞错了。汝舟时年26岁，信中却说“年方三十”；聪彝才16岁，信中却说“年虽将立”（也就是将近三十岁）。
举例二：李鸿章不知自己有几个弟、妹。李鸿章兄弟六人，长兄瀚章、鸿章行二、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都是一母所生。但在李鸿章给瀚章、鹤章的家书里都说“吾兄弟四人”，岂不是笑话。究其原因，大概是在李氏兄弟六人中，前三位和六弟昭庆四人在晚清都是声名显赫的，而蕴章和凤章的名气较小，所以作伪者把他们俩给漏掉了。此外，《李鸿章家书》中还提到“益妹”，可是李鸿章总共只有两个妹妹，都不是名“益”的。《李鸿章家书》中有十封信是写给“文儿”和“玉侄”的。看信的感觉“文儿”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儿子，其实李鸿章那时还没有孩子，那之后很久，他的弟弟才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至于“玉侄”，家书中说他是三弟李翰章的儿子，还说“玉侄”还和“文儿”一起勤奋“耕读”。但实际上李翰章那时只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李经畲，不叫“玉”，才四岁的孩子也谈不上“耕读”。这李鸿章念念不忘的“文儿”和“玉侄”，看来是出于虚构了。
同样虚构人物的还有《张之洞家书》，其中先后十余次说到他的三个母舅及舅母。但这些多次出现的母舅、舅母，均是子虚乌有之人。
不合制度及常识性错误
按说，写这四种“家书”的人都是朝廷重臣，最不会搞错的就是朝堂上的事儿，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家书中，类似的错误却是一再出现。
举例一：封疆大吏搞错皇帝尊号。清朝皇帝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最通俗的叫法，直呼年号，比如我们常说的康熙、乾隆、嘉庆等，其实都是皇帝的年号（因为入关之后的清帝们，一般一朝只用一个年号，叫起来也方便）；另一种是对已去世的皇帝称呼庙号，也就是他的牌位被供到太庙里时得到的尊号，比如努尔哈赤庙号太祖，皇太极庙号太宗等，又称为“某庙”，比如顺治帝庙号世祖，又被称为“世庙”。而林则徐、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在家书中居然犯了这样“大不敬”的错。
林则徐第42封给弟元抡的信有这样一段话：“愚兄本系一介文士，得邀宣庙恩遇，以御史历任封圻。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不以卤莽见罪，反视作剿匪平乱之干员。”这里提到了“宣庙”（道光）和“今上”（咸丰）两个皇帝，但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信约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离道光皇帝去世还有两年，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宣庙”这样的称呼呢？而那时候的皇帝还是道光，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今上”（咸丰）呢？
《张之洞家书》中有一封据说是在湖广总督任上写给儿子的，其中提到：“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期间曾多次任湖广总督，不过这多次任职都是在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光绪皇帝是在去世后的第二年（宣统元年）正月才上庙号为“德宗”的，因此，张之洞显然不可能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光绪皇帝尚未去世）就称光绪皇帝为“德宗”。
举例二：李鸿章不明科甲基本规则。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主要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科甲的基本规则都是了如指掌的，奇怪的是，科甲出身的李鸿章却在“家书”中一再说错话。《李鸿章家书》中有一封“禀母”书，向母亲报喜说自己在乡试中中榜，“放榜之日，男列二甲第十三名”，暴露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古时进士分成“三甲”，而举人仅列名次，是不分“甲”第的。实际上，李鸿章这年中的是顺天恩科乡试第84名举人，是没有甲第之说的。另一封报告自己中进士之喜的《禀母》信称，“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现已入院视事”，这也是没有常识的。实际上，举人中了进士以后，再经过朝考，然后引见给皇帝，成绩优异者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待三年后才授给修撰、编修等职。李鸿章刚刚中了进士，哪有马上就成为编修之理？ 自己做的事也会搞错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禁烟之旅”。从得道光帝器重赴广东禁烟到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一生最大的功绩，但《林则徐家书》中叙述事情前后经过的书信，却多次出错。第1函至第3函是林则徐致夫人和长子汝舟的信，告诉他们自己奉旨查禁鸦片的事。这三封信出现了几个错误：第1函谈到道光帝派他去广东禁烟时，令他“毋用来京请训”。实际上，林则徐在去广东之前是进过北京向道光帝辞行的，道光还特别赐给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的隆恩。第2函提到林则徐南下广东的路径是“沿海道至省”，可实际上他是经陆路前往广东的。第26函致林元抡的家信中提到“自销化趸船鸦片二万余箱后，兴贩者不能不敛迹，吸食者亦不能不戒绝”句。从信中提到的其他事情上看，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839年3月左右，而销毁鸦片却是在当年6月发生的，完全是前后倒置。
举例二：袁世凯求错人。在《袁世凯家书》中，第3函袁世凯致于夫人书中，告诉她他在京城谋求捐官，其叔保恒指示他去翰林院探访徐世昌，但实际上那时候徐世昌还是踯躅于河南某些州县做塾师、小幕僚的穷秀才，不知如何能帮上袁世凯的忙。‘
不合人之常情
家书应有家书的风格，比如家常事、教子言以及亲人间的脉脉温情，可是很多家书更像是“目前形势”的报告。李鸿章家信中有很多是叙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的，如述及“攻克天京”的家信《禀母亲》云：
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山阴坚垒，俗所谓“地保城”者。遂筑炮台于上，日夜轰击，而潜穴于下，时刻进取。六月十六日地道火发。倾城二十余丈。李臣典、肖泗孚辈，蚁附争登，城遂破。九帅日夜劳心，风餐露宿，以致苍黑焦悴，无复尽生面貌。……城破之后伪天王府火起，九帅闭门搜杀贼众三日夜，太平酋目三千，兵十余万皆死。……
且不究所述史实是否正确，就从常情上说，哪有儿子给母亲写信，不但不报平安，反而有声有色地描绘一番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岂不是有意吓煞母亲！
“穿越”版新名词随处可见
举例一：《袁世凯家书》“穿越”到未来20年。《袁世凯家书》第2函写于1873年，里面有“近世天演竞争，战事竟尚铁血主义”，而“吾国陆军犹守旧制，海军虽尚新法，稍胜于旧有之水师炮艇，而与英美等海军相较，瞠乎其后矣。……侄由是主张不观吾国兵书，专阅日本暨德意志之战略……久拟赴德，入陆军学校肄业”。所说全非19世纪70年代初的语气。所谓“天演竞争学说”，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19世纪90年代严复才翻译介绍到中国。德意志1871年才统一，当时中国人只知道有普鲁士，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尚不为国人知晓。日本明治维新才数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尚无任何地位。当时，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历经波折才刚派出去，还谈不上有个人的自费留学。近代海军要到1885年才开始兴办。袁何来那么多超前认识？
举例二：《李鸿章家书》新世纪名词到处飞。李鸿章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家书中，大量出现了诸如“国际”“教授”“服务”“世界”“社会”“民族”“教育”“义务”“适者生存”“家族封建时代”“种族之竞争”等现代气息的词句，实际上，这些词汇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语里吸取过来的，而实际上，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大概还来不及学习这些新名词，更不会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用这些词了。更可笑的是，信中还出现了“五四”语气的白话文。比如：
《示文儿》：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忽然一旦变化，固非易事。然受外人之凌辱，国人未能反省，非愚且钝乎？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吾儿身体不佳，宜自保重。每日工作，宜有定时，弗过度。余年老力衰，耳眼不灵。疏忽之处颇多，可恨可恨。
以上这几封信的行文颇有白话文的特点，用词也很现代，思想也较新潮。间或用些文言文，又多有不恰当之处，不大像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所写。众所周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夕才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伦理思想的传入还要晚些。而李鸿章早在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在李鸿章时代，竟能写出这样通俗的白话文，出现这样新潮的思想，岂不怪哉！
其余六种家书
以上来自“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种家书的纰漏，已经学者多次考证，确认为作伪。而其他六种家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曾国藩家书。早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初版以前，曾国藩家书已广为流传。笔者将《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中的曾国藩家书与当时市面上已经流行的《曾文正公家书》进行比对，发现前者不过是将后者掐头去尾、改头换面后重新编排而成。
纪晓岚家书。家书编者在“著者小史”中说，这是从“河间张氏庋藏秘本中，觅得若干篇”，编排而成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却不大像是“家书”，倒更像谈鬼说狐的笔记小说，如“寄秀岚弟”，是为了“告知自睹雄鸡产卵”；“训三儿”，则大谈“鸡能报恩救人，诫勿日杀一鸡”。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已经出版。更荒唐的是，在“寄内子”一函中，提到了自己在军机处值班时因赤身裸体差点受到处分的事。将类似的荒唐事告诉妻子本身就很奇怪，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纪晓岚一生从未入过军机处。纪晓岚家书之伪似无足辩。
胡林翼家书。早在抗战爆发前，胡林翼的曾孙胡有猷经“反复校阅”后，确定胡林翼家书“从时间和家事细节及其他各方面来看，其中不少是伪造”。并曾写过一篇《读〈胡林翼家书〉记》的文章，指出其中某些纰谬显系伪造。
左宗棠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左文襄公家书》流传（即左孝同编校的“初本”）。《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所收录的一百余封左宗棠家书，均为“初本”所无，编者既没有说明它们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手迹可相印证。因此，有研究者结合这些家书的内容，认为“绝大部分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1987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时，也因这些家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没有收录。 郑板桥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板桥家书》流传。《清朝十大名人家书》的编者在“著者小史”中却说：“（先生）平生著述亦甚富，惜其放诞不羁，往往随手散佚，以致坊间刊行之《板桥全集》亦仅十之二三耳。兹在三山某藏书家觅得先生家书一厚册，后有附志，云从先生后裔处借本抄录，则洵非赝鼎矣。”但该版郑板桥家书的真实性也很成问题。
彭玉麟家书。2003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彭玉麟集》时，已在“编校说明”里言明“坊间流传的（彭玉麟）家书，因有作伪之嫌，故未予收录”。
时至今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有大部分已被认定是伪作，而其作伪手段说来很是拙劣，无外乎两种：一是由熟悉“名人”情况的人来伪造，间或会附上部分名人手迹作为“有力证据”（当然所谓“手迹”，很可能是从名人“真迹”中摘取辑录出来的）；二是截取已经公开印行的名人奏稿、函电、年谱、笔记之类的片段，进行删减改篡、改头换面而成。如果把前者称为“特殊约稿”的话，后者就是纯粹的“剪刀浆糊”功夫了。换到电脑特技工具如此发达的今日，鼠标点点即可搞定一切，造假可比90年前容易得多。可惜，假的毕竟真不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位“襟霞阁主”。襟霞阁主原名平衡（1892―1980，一说生于1895年），字襟亚，号襟霞阁主人（一称襟亚阁主人），江苏常熟人。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平襟亚这个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和多起“笔墨官司”有牵连，跟张爱玲因“一千元灰钿”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还涉嫌“散布猥亵文字”影射陆小曼，被陆小曼告上法庭。他的“主业”是书店老板――经营中央书店，编《万象》杂志。他曾将鲁迅、茅盾、冰心等二十多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印成一套《现代创作文库》，以“一折八扣”的形式大量倾销，不但没有付给作者分文稿酬，甚连招呼都不打。他曾伪称发现了“天壤间仅有之孤本”、“最全足本”――明万历版二十四卷本袁中道《坷雪斋近集》，并将它收入《国学珍本文库》中。而这个所谓的二十四卷全本，实际上是将流传于世的十一卷不全本拆解重编而成。可见，《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还不是他组织和参与的唯一盗版、伪造的书，其目的正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恭禄先生所说的，是“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作伪者牟利的目的看来已经达到，仅在20世纪30年代，《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至少印行了7次。一直到近年，仍有多种版本在世面上流传。
（摘自《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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