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隶书的传承、发展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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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画世界》2017年第07期
隶书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瑰宝之一，“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体之先河”。隶书源于战国，孕于秦，盛于汉，西汉为隶书的发展时期，东汉为隶书的全盛时期。自汉以降，魏、晋隶书较为平板，少汉之高古。唐隶融入楷法，法度森严，但少汉之自然纯朴。直至清乾嘉之季，由于考古学的兴起，以及提倡碑学，隶书再度中兴，出现了一批独树一帜的隶书大家。由于多元化的审美倾向、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各种新材料的运用，现当代隶书创作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隶书的结构特征与审美内涵
隶书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美感深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在当代广受追随和学习。将篆书的曲线美转化为波状线美，其“蚕头雁尾”的波画，极富韵律感和起伏感。通过左右笔画的呼应来表现波势的结体，其展翅欲飞的体势又表现出特有的节奏。整个字的体势随着波势在横向上展开，其结构中左右两侧充斥着一种横向的张力，以中心为重点向两侧分张、舒展，维持结体的力学平衡。由小篆的均齐单一演变为姿态丰富、变化万千，在形式美上有了重大突破，有些（如简帛书）则用上长垂笔，将字形拉长和横式造型相映成趣，增强了字与字之间的节奏感。藏露、方圆、起伏、相背、粗细、长短、快慢、开合、避就、收放、疏密变化充斥其中。更有博大、沉雄、古拙、隽秀、苍野等各种流派，使得隶书更具艺术生命力，为不同风格创作和取材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和表现方法。正如胡小石先生在《书艺略论》中说：“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这句话既解释了八分，又概括了隶书的主要特点，左舒右展，分张外拓。
二、隶书的产生和演变
1.战国隶书和秦隶
清钱泳论隶书曰：“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其实，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書用笔和结构的简约文字，这可以看作是古隶的先导。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中出土的1000余枚竹简，便是秦隶实物。它介乎篆隶之间，已经完全冲破了秦篆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特点是减少盘曲，字取横势，化繁为简，由圆渐方，篆势尚存，隶势渐显。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木牍，其笔画、结体和用笔，也有上述特征和变化趋势，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正方，个别字亦有蚕头磔尾的笔意，说明隶书在战国已有雏形。在战国和秦代早期的简帛书法中，有时还能见到部分篆体的痕迹，但总体已有破圆为方、破连为断以及由曲变直、由繁变简的特征。
2.两汉隶书
我们习惯地把这一时期隶书称为“汉隶”。广义地说，所有汉代的隶书都是汉隶，包括汉初的古隶、汉隶（狭义的汉隶）和八分书。狭义的汉隶是指西汉使用最广泛的隶书体，五凤元年（前57）简和定县汉简是其成熟的形态。汉隶的特征为：横向取势，突出横画，横平竖直，给人以雄放洒脱、浑厚深沉之感。汉隶的价值，不仅在形体上突破了“六书”的造字本意，更加实用，重要的是在书法艺术形式美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汉初制定的典章制度中，就规定以“八体书”（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书、隶书）作为应试内容，择优授予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等职。而隶书又是考试重点，所以隶书得到了广泛推动和发展。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1）西汉时期：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大多见于铜器、石刻、砖瓦以及出土的竹简、木简。《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庶孝禹刻石》等西汉初期刻石，结构与简牍相近，已为隶体，但多数笔画无波磔。西汉初期继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所以西汉初期的隶书与秦隶无太大的区别。其隶书犹有篆意，但方折已较为明显，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雁尾和上挑的笔势。笔画的粗细变化也十分明显，形体质朴厚重。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此前的古朴稚拙。《菜子侯刻石》为西汉末期隶书的代表，纯朴自然，厚重高古，有荒疏简约之气。
（2）东汉时期：隶书发展到东汉已极为精熟完美。东汉隶书在秦隶和西汉隶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易，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齐整和美观，篆意脱尽，波磔分明，结体扁方，严整精工。东汉是隶书的大盛时期，也是隶书发展的顶峰。《文心雕龙》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这一时期纪功述德立碑之风极盛，民间书手大量涌现。东汉留存下来的碑碣数量很大，隶书风格丰富多彩，有的秀丽多姿，有的粗犷厚重，笔法多样。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期留存下来的碑刻有170余种，碑碣纷呈，美不胜收，千姿百态，蔚为大观，有大量高水平碑刻流传下来。其主要特征是法度精严，气魄雄伟，结体工稳，变化多姿。其既有《曹全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的工稳，也有《张迁碑》《衡方碑》《鲜于璜碑》《熹平石经》的古拙，更有《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杨淮表记》的奇肆。
3.清隶
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上书道中兴的时代，更由于碑学盛行，书坛因而大变，局面一新。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擅长隶书的书家越来越多，成就也很突出，清代是隶书发展的集大成和总结期。清代书家在继承秦汉隶书传统的同时，融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借用其他书体的一些笔法，各具面目，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邓石如，初名瑛，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虽出身寒门，于书法则独步于有清一代，其隶书字形偏长，敦厚沉雄，气息高古，穷极变化。朱彝尊，号竹垞，字锡鬯，浙江嘉兴人。擅长诗词，为“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在清初以善隶书而著称，用笔流动飘逸，轻松舒展，方圆兼施，结体端庄俊美、疏宕雅致。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入清未仕，专攻书画。其隶书，字体方整，结构谨严，开合有度，笔法古朴凝重，收笔处波挑极少，而束之方笔，既保留了汉隶的特色，又有唐隶的韵味。伊秉缓，字祖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被康有为誉为“集隶书之大成者”。其隶书得秦汉之遗法及颜鲁公楷法之厚重，用笔圆浑，雍容典雅，尤以大字隶书见长。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杭州人。其隶书以齐头笔侧锋写成，类似刷漆，故曰“漆书”。笔画横粗竖细，结字以重为巧，高古稚拙。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其书以隶为主，将真、行、隶、篆熔于一炉，又参以画兰写竹笔意，自称“六分半书”。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其隶书结字稍扁，结字以汉隶为基，间参草法，古拙奇绝，沉着虚灵。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恭寿，浙江杭州人。其隶书富有金石味，造型怪异，章法布白巧夺天工。赵之谦，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扌+为）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其隶书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他们皆以学问为基，加之功力深厚、天资过人，在隶书创作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对现当代隶书创作也都产生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
三、现当代隶书的创作及其发展
考古中出土的大量碑刻摩崖、竹简帛书，丰富现当代书法家的取法对象，扩大了视野，可以临古人所未临，写古人所未写，创古人所未创。由于多元化的审美倾向、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各种新材料的运用，现当代隶书创作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是以汉隶为基，追求平正、工稳，得朴茂、雄伟之势。此类书家众多，代表人物如林散之，虽以草书名世，其隶书在20世纪书坛独树一帜，取法《礼器碑》《乙瑛碑》诸碑，谨守汉人格律，平正雅洁，拙朴硬朗。来楚生，得益于《乙瑛碑》《华山庙碑》《礼器碑》诸碑，兼容清隶笔法，追求古拙隽永，汉韵犹存。王遐举，长期钻研《张迁碑》《石门颂》《礼器碑》诸碑，追求隶书的动感和组合变化，兼有篆书的韵致，字形俊美，笔意深厚。
二是以简帛等为准，蒹融篆法、草法，并在民间残砖片瓦中汲取营养，表现自然、高古、率意、通畅之姿。此类风格隶书近些年发展较快：或是以行草笔法入隶，隶书为体，行草为用，行笔草化，用笔随意；或是以行草笔意融入隶书，线条丰富，节奏明快；或是碑中有简，简中有碑；或是碑中有篆；或是篆简相融，各有取舍，独具面目。
三是以清隶为师，张显个性语言，呈现自我风格，讲究线条变化及结构冲突，整体布置，妙趣横生。代表人物如赖少其，诗、书、画、印皆善，于书法尤其是隶书创作上更是独辟蹊径。其隶书用笔、结字主要得益于金冬心、邓石如、伊秉绶，兼具《好大王碑》《石门颂》《天发神谶碑》《泰山经石峪》和“二爨”的古拙奇肆，用笔老辣浑厚，结字古朴率意、天真烂漫。钱君訇，虽是篆刻名家，其隶书则深受赵之谦、金农等影响，追求质朴灵动、奔放开张。
四、当代隶书的创作及存在的问题
当代隶书在用笔上，更加讲究，更为丰富，包括起收、中侧、方圆、走向、俯仰、向背、转折、藏露、曲直、轻重、缓急等，皆富于变化。对于重复笔画，则进行笔画的高低倾斜、走向变化、粗细变化和间距远近等微妙处理，以避免机械和呆板。在用墨上，如宿墨、涨墨、枯墨的运用，使墨色变化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借鉴美术观点和现代书法意识，更加丰富了隶书的艺术语言和情感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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