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王骏幕府档案的草书文字
摘 要
本文主要析论《敦煌汉简》所刊的一批草书简牍文字，总共148枚的＜王骏幕府档案＞相关资料，都是民国六十八年在甘肃省敦煌马圈湾遗址发掘出土，是新朝王莽天凤四年（西元17年）西域征战失败撤兵暂驻玉门候官所留之物，文字内容可与史籍所载对应参证。结合草书简牍记述情事与出土位置地望关系、文书性质与发送署记等，可以了解它们主要是文书幕僚的相关文稿、档案及私记书函，依其草书写法习性等亦可知是多位书手之作。由书法的用笔与结体、书风，呈显出西汉时期草书高度发展与应用的实况，是研究汉代草书演进历史极为贵重的墨迹史料。
【关键字】 汉代、草书、章草、汉简、敦煌。
一、 前言
民国六十八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初，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市西北95公里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1221枚简牍，现已列入「敦煌汉简」中。本文所析论的草书简牍文字便是马圈湾出土之物，所谓的「王骏幕府档案」简牍资料，刊载於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於1991年6月刊行，简称《敦》。主要讨论的草书简牍共有148枚木简。在《敦煌汉简》所刊简号为40~56，59~175，180~182，195，205~206，969~976。其书写的年代为西汉末年王莽新朝天凤三、四年(西元16、17年)之际。
草书文字的书写表现是本文主要析探的重点，必须藉由简牍内容、文书性质、书手的草书写法习性等统合考察。从书写的年代背景而言，这批草书简牍文字的书写情况，对於西汉草书的源起发展、教育推广、应用表现等相关问题探索，都是极具意义的珍贵史料，其书法的体势与形质风尚，更是解明汉代草书发展成就与价值最重要的具体实证。
二、 草书简牍的文字内容
本文所述的这批草书简牍内容，在《敦》书所附释文及＜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中，已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学者详尽释校考证，这批草书简牍资料称名＜王骏幕府档案＞亦系沿用其说[1]。另外，李均明先生主撰与饶宗颐先生合著的《敦煌汉简编年考证》(简称《考证》) 及《新莽简辑证》(简称《辑证》) 二书，已再进一步校释修正，是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代表论著，也是本文研究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引用参考依据。有关简牍文字的详尽内容，均请参阅上述刊行原书。
新朝王莽在位中期，天凤三年(西元16年)曾在西域发动一场战争，主要交战对象是匈奴、焉耆等诸国联军。新莽则是联合莎车、龟兹诸国之兵，军队的主力是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大都护李崇、大使五威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所率诸军，史籍中均有记载。
《汉书‧王莽列传》：「是岁(天凤三年)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後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劋胡子，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
《汉书‧西域传》：「天凤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土，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资治通鉴‧汉纪》：天凤三年，「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骏欲袭击之，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命郭钦及佐帅何封别将居後。骏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反间，还共袭骏，皆杀之。钦後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袭击，杀其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劋胡子；何封为集胡男。李崇收余土，还保龟兹。及莽败，崇没，西域遂绝。」
依照《汉书‧王莽列传》所记：「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叛)，杀都护但钦。」应该就是引发那段西域战事的导火线，西域「都护」於西汉宣帝地节二年 (西元前68年) 初置，派驻统辖西域三十六国，被杀的但钦系第十七任都护[2]。因此王莽乃於天凤三年派兵征伐，派遣大使五威将王骏，带领新任的西域都护李崇为先头主力，并结合莎车、龟兹的兵力七千余人，分为数部进攻，命戊己校尉郭钦及佐帅何封居後随进。虽然开战之初「诸国皆郊迎贡献焉」，但是，在匈奴的支持下「焉耆诈降」、「及姑墨、尉梨、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骏等，皆杀之。」可知，在战争的前段，大使五威将王骏即中伏战死。
五威将王骏於战事前期即因焉耆伏兵袭击身亡，继由李崇、何封率军征战。草书所作简文中之纪年则主要是天凤四年(西元17年)，其中，如《敦》70、76、117、118简，有「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可知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何封的上书。另外，《敦》95简文所示也有居卢訾仓守司马鸿所署发的文书，《敦》99简文为「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署发之文，《敦》125、127、129简文依「崇叩头死罪死罪」等亦可推知是李崇之文。至於《敦》160~174简文是以书信形式书写，与上报文书有异。同时，在用语上如「匈奴」一词，在《敦》66、68、73、159诸简均作「共奴」，而《敦》98、114简文则作「恭奴」，显然是来自不同的文书。另外，与这部分草书简文内容相关的，尚有《敦》57、58、176~178、183等诸简，是以隶书所写。(57号简，在《考证》及《辑证》二书中均误列为草书。)
这批敦煌出土的草书简牍中，有一枚可见「五威将」三字 (《敦》975)，惟并无有关主将王骏征战的事迹记述，但是有李崇、郭钦、何封等人之相关情事，可知所记主要是中後段战事，即约是年六月以後发展的内容。後至焉耆的郭钦及何封，乘著焉耆出兵未还之际击杀其老弱，再从车师退还。至秋天之後，虽然在困境中有调自河西四郡的精兵约五千余人驰援，但至终并无法挽回战败的局面，仍被匈奴追击不断败退，次年正月郭钦与何封带领新莽残兵与车师等国贵族家属退守敦煌；另方面，率军退保的李崇，则在尉梨、姑墨随之反间之後，被逼後退至龟兹。未见讯息，「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简文中，有关李崇之事，如「候鄣，愿降归德。臣△窃见大都护崇檄与敦德尹，亡已得乘姑墨城，孤处西」(《敦》125)，是他人文书中述及者，「亡」意指西域诸国的「王」[3]，但不知所言是何国之王。「大都护」 (另见《敦》119)与「都护」 (《敦》112) 同，即「西域都护」(《敦》57)，所职为统辖西域诸国。新莽战败，李崇亦失其职守驻地，所率部队被「皆杀之」，可谓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即使是退居龟兹或赴姑墨，因所在「孤处西」，退路亦已被断绝。另见数枚简牍内容则是李崇自陈语句，「伏法为众先」、「归败。夫崇无以复战」等 (《敦》125、127、133)，悔恨哀愁甚明可见。在《敦》195有「崇家在安定，崇父以河平元年 (西元前28年) 中为侍郎，以诏除为将田姑」，「除」即任命，有研究者认为即李崇屯田姑墨[4]。近年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汉代遗址所得采集品，有＜李崇之印信＞白文铜印，被推断是李崇的私印。[5]
另一位将领戊己校尉郭钦的相关简文亦可见，一般中均书「戊部尉钦」(《敦》112、121)。也有称其所部「戊部尉」、「戊部」者(《敦》119、120、122、131、134、148、203、971)。据《汉书‧西域传》记：「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又载之後成帝时「汉徙己校屯姑墨」，另《後汉书˙西域传》载：「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可知西汉时已有戊、己二校共屯於车师前，由戊己校尉统属，简文所述「戊部尉」为其简称。有关戊部之事，因屯驻地车师前（约今吐鲁蕃）位居进入西域之後的北道前段，又是在东北方匈奴、西南方焉耆两国包夹中处，故战事一直处於困境。所见有「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敦》99、134），其中「纯据里附城」是受封之爵位。[6]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帅，在简文中多作「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敦》70）、「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敦》76、117、118、142、146），均未具名。随「五威将」出征的「五威帅」，《汉书》及《资治通鉴》均仅记「佐帅何封」一人，故知「左率」即「佐帅」，即何封，「都尉」为其领兵武官职衔，是秩比二千石的郡尉。在那场西域战中，王骏率领李崇在前为攻伐主力，何封则是配合郭钦戊部诸军居後，故未中伏，交战晚期亦随郭钦等退回敦煌。简文中以「五威左率都尉」职衔上书的有三至五处，是最多的一位，似可推定这批草书简牍出土地马圈湾烽隧遗址，应是终战後何封率兵退返的临时驻扎地。
三、 简牍的出土地点与年代
本文所论的草书简牍，全部都是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编号D21）发现的，依考古报告所述[7]，发掘点位於遗址建筑物外面南侧灰区编号T5探方，共有443枚简牍，均为其中两个灰坑中所出土。「灰坑」是当时经过挖取砂砾後形成的，最底下堆积已硷化的垃圾，中层即为混有不少人粪的大量废弃简牍，表面厚层为长期经雨水浸蚀所形成的盐碱化硬壳，显示两个灰坑是人工挖成使用的垃圾洞、粪坑，经约二千年风雨沙尘而掩盖。
马圈湾遗址的出土遗物年代，建筑物外面的南部灰区是最晚的王莽时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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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刊《敦煌汉简》下册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6月刊行。「幕府」一词，在《敦》177有「将军令召当应时驰诣莫府」句，另在《敦》1893中有「诣大使五威将莫府」句二见。
[2]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29页，刊《文物》1975年第7期27~34页。
[3]同前注1，见〈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83页。
[4]同前注1，见发掘报告，85页。
[5]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52页、《新出历代玺印集录》编号21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7、1982年刊行。该印原刊於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13页，图版109，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刊行。
[6]「附城」为汉代爵名，《汉书‧王莽传上》：「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十九，关内侯。」〈注〉师古曰：「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
[7]同前注1，发掘报告刊《敦煌汉简》下册57~97页。
照出土的位置情况，屋外、废弃物灰坑等可知，出土的简牍，是被视为废弃物丢舍之物，同时可知，该烽隧在新莽之後不久亦逐渐不再戍守使用，并已颓败坍塌。D21的这处马圈湾烽隧遗址，位於敦煌市西北95公里，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西距又名西湖的後坑2.7公里，适在D20(旧号T11)临要隧後坑遗址与D22(旧号T12a)盐池湾广汉烽燧遗址东西向之间，即玉门关之附近，系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年)当年探险考察时遗漏未发现的。1979年6月新发现的这处D21马圈湾烽隧遗址，业经考古研究学者推断「当为玉门候官治所」。[1]
汉代设置的西北地区边塞，有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天水郡、陇西郡、北地郡等，其中位在疏勒河流域下游一带的敦煌郡，地理位置最靠西部，正是通往西域的前线要塞。敦煌，新莽时期改制先称「文德」、再改称「敦德」。敦煌郡统辖玉门、中部、阳关、宜禾等四个都尉，最靠西陲的玉门都尉辖有二个候官(塞)，沿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南侧连续戍防，大煎都候官在西、玉门候官紧接东邻。因此可知，大煎都候官与西域接壤，可谓西域边防前线中的最前哨，而玉门候官也是紧次相邻的前哨要塞，战略地位均极为重要。候官(塞)辖下设有数「部」，分别掌管数个设置烽火台的「隧」，是实际担任边塞候望警戒系统的基层单位。据《後汉书‧西域传》东汉时敦煌郡已撤弃玉门都尉及所辖玉门、大煎都二候官，仅设玉门关候。而马圈湾遗址邻接的临要隧(D20、T11)以西的烽隧遗址，亦均无东汉纪年的简牍出土，可知已不再有戍卒驻守候望。
本文所论的草书简牍均系马圈湾烽隧遗址出土，该处被推定为玉门候官治所，亦即负责玉门塞防务系统(含出入玉门关之守务)主持长官「候」的官署之地。由於候官(塞)的任务主要是其驻守区域之「候望警戒」，并非以出攻征战为主要，而其「候」辖下的玉门塞，全部的驻防官卒人数亦不过三、四百人左右而已。「候」的地位，与简文中所述「西域都护」、「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等高低差距甚远，不会是上奏战况文书的主角人物。同时，由玉门候官、大煎都候官再往西，至居卢訾仓，才进入西域都护之辖境，可知，这些在玉门候官治所出土以草书所作的简牍文书，主要是出征西域军队退守暂驻之际，将帅幕僚文书作业之物。
由前述草书简牍内容及出土地点等综合观察，已可概知其中所记是新莽时期天凤三、四年(西元16、17年)之事。其中所见有纪年简主要是天凤四年正月，依照同时出土的《敦》372~384简所记天凤四年一至三月历谱[2]，亦可知其干支日期，如：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戊辰(12日)，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敦》142)
「尉与车师前侯诩、车师侯伯、卑爰疐诸子俱求度，以己巳(13日)到，如律令。」(《敦》89A)、「正月戊辰(12日)移书敦德 草」(《敦》89B)
「皇帝陛下。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甲戌(18日)，上敦德大煎都候鄣」(《敦》181)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丁巳朔丁丑(21日)，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敦》99)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丁巳朔庚辰(24日)，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敦》70)
如结合另外二枚简文内容：「车师侯伯与妻子人民桼十桼人愿降归德，钦将伯等及乌孙归义」 (《敦》88)、「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疐诸子女到大煎都候」(《敦》90)，而《敦》142、89A、89B显示由戊己校尉郭钦所率的撤军，将於正月十三日到达大煎都候障(候官)驻地。依照《敦》181简文所示，天凤四年正月十八日在敦德(敦煌)郡玉门都尉所辖大煎都候官之驻地，上书朝廷者的身份地位，应不会是职位与县同级负责候望警戒的大煎都候官的「候」，应该是率军退守敦德的新莽征西域之将帅。依此而言，显示天凤四年正月之际已是战事尾声，故有上奏朝廷报告战况结果与检讨得失的情事。
以简牍出土地点与文字内容而言，另一位率兵的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何封，在正月十二日前已经先退到玉门候障境内，在玉门境内出土的《敦》142简文可证。因此，另一枚简文「皇帝陛下。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壬戌[3]，书敦德玉门千秋隧」(《敦》180)，从身份与时地事物而论，也极有可能是五威左率都尉何封上书朝廷之用。「千秋隧」在《敦》1162A、1020、1019、988A、582简文均可见，是玉门候官所属重要的邮驿要站，位在玉门关、临要隧(D20)之西。
史书所记这场西征战争发生於天凤三年 (西元16年)，李均明先生认为「当始於上半年」[4]，其说有可信。这批草书简牍中散见的日期，有「六月甲寅发尉梨将」(《敦》94)是尉梨尚未叛变的前期战事，亦有「桼月晦」、「八月廿日」、「十月晦」(《敦》63、97、60)等述及公私事，由部文简文所云「臣△前捕斩焉耆虏，地热多阻险，舍宿营止宜於」(《敦》50)，夏天酷热战事亦激烈。
至秋、冬之时，则见「少罢，马但食枯葭饮水，恐尽死。欲还，又迫策上责」(《敦》43)，後援补给不足形成困境，「臣△前比比上书请河西精兵」(《敦》139)期待援兵解困，其时之事如「为闻十一月有诏书」(《敦》975)、「前去时期遣使来，会十一月十日。」(《敦》40)、「十一月晦所且得报忧，欲相助，不忽忽新道适千里也」(《敦》130)、「二十六日上急责发河西 郡精兵 □度以十一月」(《敦》51)，显示确获上诏急调河西四郡精兵支援，但最终是如前所述，天凤四年正月已自西域撤退归返敦德郡驻守境内，而原本即屯驻河西四郡的部队，至後期阶段亦加入对西域征战并同调度。因此，在简牍中亦参杂可见在敦德署官的文书，如前述的《敦》180、181二枚简文，再如「皇帝陛下。臣△叩头叩头，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门行大尉事试守」(《敦》182)，也有可能是天凤三年十二月六日上奏朝廷的战事相关内容，依《敦》193A可知试守玉门者为千人「辅」。
在《敦》158 ~174简的私记书函中，有「新岁更庆」句，可知书写时日当在天凤四年正月。整体而言，这批草书简牍文字的书写时期，主要集中在天凤三年十月至天凤四年正月之间，而之前的事有些是以追忆所述，其中参杂著公私文书，内容残断多阙而混杂难理。
一、 文书性质与发送署记
这批文书依其内容而言，包括有奏书、檄、记以及商讨公务的私人书记等，并非同一件简册，也不是同时所作之物。其中奏书约占较大部份，但各简内容难以复原接续，其中有些是文稿，故人名常以「△」号省略。简文所见有「皇帝陛下。臣△叩＝头＝。逆……」（《敦》969）等句，可知有些是上奏朝廷的。这批文书简牍，依其中「臣谨写钦檄记传责之。 共奴黠桀侵」（《敦》83），李均明先生推定「最大的可能是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何封报给朝廷的综合性报告，文中抄录了许多其他的将率的报告原文。」[5]所论当有可信，亦可再加析探。其中可助考察者摘要於下：
「伏法为众先／将军复不忍，令得念诲至今，崇叩头死罪死罪。」（《敦》125）
「必蒙天有期殄灭臣等为故，崇叩头死罪死罪，唯」（《敦》127）
「□□□□□归败。夫崇无以复战，供财谷食孚尽，车师因为共奴所」（《敦》133）
「崇家在安定，崇父以河平元年中为侍郎，以诏除为将田姑」（《敦》195）
上列四简，都是「崇」的自述性语句，将四简均有的人名「崇」字及「为」字，以及其中复见的「叩头死罪」、「将」、「以」等字交互比对可知，所写草书的结体与写法都相同，有共具的特徵，书法风格也调和统一，基本上足以推断该四枚简文是出自同一人手笔。文中主角「崇」字应是李崇，简文「崇父以河平元年（西元前28年）中为侍郎，以诏除（任命）为将」等，在身份、时间上仍可吻合[6]。同时，「叩头死罪」四字写法较特殊，与这批草书简牍中其他的有异，明显是出自不同的书手，只是，是否为李崇亲笔所书，尚无可论断。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丁巳朔丁丑(二十一日)，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敦》99）「□□□□□□□□戊部尉猑 里附城钦将吏士，故戊」（《敦》134）
《敦》99所见「戊部将军」依职衔似指郭钦，爵位「纯据里附城」文字清析；简134则可确知为戊部尉（戊己校尉）郭钦，但其爵位「猑 」二字（依《敦》书之释文），简文书迹极为模糊不清，亦不排除同是「纯据」二字之可能。此二简文字的书法风格截然不同，非同一书手之作。
「去戊部，失将兵之义，罪当死，臣△叩头死罪」（《敦》120）
「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城诩」（《敦》112）
「不以时伏诛。臣愚窃不胜忿=，与戊部尉钦计议」（《敦》121）
此三简，依文意可知非同一人之作，「戊部尉钦」显然是他人对郭钦的习用称法。《敦》120简文是弃守戊部（屯田车师前）驻地之後所作，有可能是其主将，即统辖者戊己校尉郭钦所陈，惟因同行率军者另有佐帅何封，亦不无可能。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敦》76）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敦》117、118、146）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丁巳朔庚辰，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敦》70）
「始建国天凤 年正月戊辰，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敦》142）
五威佐帅都尉何封的上书纪年，所见有天凤四年（西元17年）正月戊辰(十二日)及庚辰(二十四日)。与前述「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者（《敦》99）之正月二十一日，日期相当接近。其中，最晚的二十四日即「庚辰」二字，与整简（《敦》70）其他上下文字书迹、墨色均不相类，明显是後补的，可知是即将发出的「确定稿」之作，亦可知部分草书简文是文书的「草稿」。上奏朝廷发送出去的「正本」当然不会在敦煌出土。
「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鸿叩头死罪死罪。」(《敦》95)
「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 □□□言□ 」(《敦》57，系以隶书所写)
「司马」是承自西汉的新莽武官职称，是校尉下属，宣帝时西域都护加官於都尉之下亦设司马。简文中冠姓氏的「司马」习见(《敦》46、64、100)，内容都是谈公私情事的尺牍私记。居虏訾仓署地在西域境内，「守」是占缺暂代职，《敦》95署名「鸿」及《敦》57这二枚文书遗简，依其职位应不是为上报朝廷而作。事实上简文中也可见部分相互行文之作。如：
「寇车师，杀略人民，未之审，警当备者，如律令。」(《敦》69)
「逆教遝所况让前□书到，趣治决，已言，如律令。」(《敦》71)
「尉与车师前侯诩、车师侯伯、卑爰疐诸子俱求度，以己巳到，如律令。」(《敦》89A)「正月戊辰移书敦德 草」(《敦》89B)
「△移偏将军文德尹。乃戊部 」(《敦》131)
简文所见「如律令」，系明显命令语气的下行文，基本上不是为上报朝廷而作，除《敦》69之外的各简都是转发的「移书」。在敦煌汉简中有一枚始建国元年(西元九年)十月所写云「入西蒲书二封。其一封文德大尹章，诣大使五威将莫府；…….(下略)」(《敦》1893)，其中的「文德大尹」与另见的「敦德尹」(《敦》91、208A)，亦即上列《敦》131简的「偏将军文德尹」，依《汉书‧王莽传》所记，大尹称为偏将军，该简表示是写「移」书发往偏将军文德尹，即敦煌郡太守(文德、敦德都是指敦煌)，一般而言「移书」内容大多是抄件，主文如要留存列档也是抄录原文，但此简写移者以「△」代号暂记，可知是重拟发送的文稿。
前列的《敦》89A、B是同一简正反面，内容与《敦》90有密切关连，在「移书敦德」的下面另写一「草」字，其意应是A、B两面所撰拟文字内容为「草稿」，或是「草就」急速地抄录存档之意，并不代表公文书已可以用「草书」书写，此由简牍出土地在退军暂驻的玉门候官治所，而不是在敦煌郡太守署地，也可以证知它不是发出去的「正本」。在新获与旧出的居延汉简中，有「掾褒奏草」(《居》286.18)、「令史谭奏草」(《新》EPT31.1)，都是以隶书所写的，可以佐证「草」字之意不是指草书，同时可知，草稿的字体是因人因事而异，不必然是用草书或是隶书。
上面所述是公文书中所见的，草书之作有些可以推知是文书的草稿，也有些不排除是抄录存档之可能。在私文书性质的简牍中，有纯谈私事的也有论及公事的，依照与此档案同出的一些简牍所见，如「敦德尹书草」(《敦》208A)、「与桓列书草」(《敦》207A)、「不及写草记」(《敦》715A)，都是用草书所写的，前两枚似是草稿，而後者中「草」字所指便有「草写」、「草就」，即快速草率之意，而说是「草书」也尚可通。尤其是「敦德尹书草」那一枚，与前述情形正好相反，它在玉门候官治所马圈湾烽隧遗址出土，并不是在敦煌郡太守署地，若不是收受来到的书函，亦即它少写个「与」字，才可能是「草稿」。而这些私文书的内容，也没有抄录存档的必要。
依上述有关草书简牍文字内容与文辞用语的分析可知，其中有上奏朝廷的，也有将帅或单位之间的檄记传发文书，同时包括论及公私情事的私记书函；发送署记者包括李崇、郭钦、何封及守司马鸿等其他诸人，其中有些是草稿或是确定稿、抄件或是录存列档者，另有些书信形式者则是草稿或原件均有可能。整体而言，所谓「王骏幕府档案」其实仅是笼统的概称，所涉仍是如同一般汉简所见性质多样，只是述及内容较接近而集中而已，而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它们都是以草书所作，书手及草书写法与表现是再深入析探的重点。
二、 草书写法与书手
对於此批草书简文的书手，李均明先生认为简文全部草书的「字迹相同，出自同一人手笔」，可备一说，值得深入析证。如其所论「但究其内容则出自多人之手」，简文内容「所含非同一份文书，当为多份文书的抄件。」[7]因此，关键点在於它们是否「同一人手笔」的「抄件」。档案文书在抄录时不会更改原件文辞，故如「匈奴」一词，时作「共奴」，时作「恭奴」，是有可能；同时，抄录时是否如同书法之「临书」，原形照写，因而有「同字异写」的情形，是值得探讨的。相对的，如果它们并非出自同一人手笔，便不能说它们全是抄件。
由整体汉代西域简牍文字而言，「草书」字体并非最多的部分，新莽时代的「六书（体）」并无草书字体，可知是时之书吏（书佐）未必人人皆善草书。因此，如果抄录所依之原件不是以草书所作，则在以草书「改写」录文之际，自我的书写习性，在文字结体与书法笔势上均较易流现，则「同字异写」的情形应该不多。这批草书简文中，「同字异写」的情形是存在的，而且相当明显而普遍，结合前述简文内容与出土地点关系的分析，足可推断是出自多位不同的书手所作。
「抄件」的功能目的是为「存档」。如《敦》89A、B所谓「移书」所转发出去的内容，或有必要抄录存档。若是来自其他上下各单位或个人的公私文书，则原件留存，没有抄录的必要；若是为撰拟上奏朝廷报告参考所需而抄录，也用不著将公私大小事全部通抄，况且其中不同的发送单位或职位者之简文，其书法风格习性亦存有差异。整体而言，足可推断是「抄件」的简牍数量并不多。
以「△」记号代替人名，是汉简中「文稿」常见的写法，在这批草书简文中有二十九枚简共见三十三例，已接近总简数的五分之一，其中书「臣△」者即有二十五例。可知，包括内容未涉人名的其他简文概计，有相当比例的草书简牍，是多次上书朝廷以及单位间相互发送文书的「文稿」。由「△」之写法差异甚大(见附表)，亦可知是多位不同书手所作。文稿，虽有初稿、二稿与定稿之别，但出土所见并无主文内容文句雷同复见的部分，并可见有增补修改之处，如《敦》40、41、46、48、83、84、85、104、148、973等诸简，可知应是仅存的文稿原件。
《敦》40~48，60~64，78、100、105、126、151、158~174及974、975等，从文辞语意可知是私记书函，基本上便无重抄之必要，其中《敦》60、151、158、975等均见以「△」代替人名，可知是欲发出之私记文稿，其余则同是文稿或是接受的来函未敢断言。由前述「敦德尹书草」（《敦》208A）、「与桓列书草」（《敦》207A）、「不及写草记」（《敦》715A）等，都是以草书所写的例子，私记书函与文稿、草稿、抄件、存档都一样，当时是可以用草书字体书写的，只有在上书公文「正本」尚未有使用草书之确实例证[8]。因此，私记书函中亦不排除有收受来文正本之可能，而不论是文稿或是来函都非抄件，因是多人所作，所以其中书风及文字写法才会显见差异。
这批草书简牍的文字，经编辑＜字例单字索引＞[9]所见，共有字头684个单字；其中312个单字之用例仅有一例，固然无从比对，但其余的372个单字则均有二例以上，部分常用字更有十余用例，或多至三、四十余用例，因此足可比对相同文字的写法异同。由常用的「共奴、恭奴、鄯善、逆虏、将军、都尉、敦德、拜书、叩头、死罪」等，以及「臣、言、吏、兵、侯、者、部、所、故、城」等，草书写法均有「同字异写」的现象(见附表)，包括笔顺、结体构形、用笔体势等，少者二、三种，多者四、五种以上，均有不同的书写习性与书法风尚，包括前述的「△」即有多种异写现象，绝对可以肯定这批草书文字应是出自多人之手。限於刊载篇幅未能详列同字异写比较表，留待日後觅机再加析论。
三、 小结
综观这批草书简牍所记内容及其书写习性与文字形体，它们应非「出自同一人手笔」，而是在不同时日多人所作；它们也不全然是「抄件」，也包括「文稿」，以及私记书函的稿本或可能是正本在内。整体而言，这批草书简牍的书写情形，与一般所见汉简草书之作基本上是类同的。
这批草书简牍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书法表现，不论是草法结体、用笔、行气，都不免令人「惊艳」。特别是书写年代明确为新莽时期，可视为西汉草书发展的总结代表，它们比之传世所见《急就篇》的所谓「章草」，实更为灵活多趣而完熟，让我们见识到西汉草书的真正面貌。在初步探析这批草书简牍文字的内容、用途及使用草书背景等问题之後，对於西汉时期草书的源起、发展、教育研习、推广应用，以及草书文字形体变迁、书法形质风尚等，诸多具有意义与价值之探讨，是後续研究工作的主要课题。
四、 主要参考文献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6月刊行。简称《敦》。
‧ 饶宗颐、李均明合著《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84年9月刊行。简称《考证》。
‧ 饶宗颐、李均明合著《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84年9月印行。简称《辑证》。
‧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刊《东方学报》第33期，257～267页，1963年日本京都大学印行。
‧ 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刊《简牍学报》1卷1期，30-43页，民国63年印行。
‧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
‧ 李均明〈新莽简时代特徵琐议〉，刊《文物春秋》第4期，1989年刊行。
‧ 高大伦〈居延王莽简补正〉，刊《徐中舒九十寿辰文集》，成都，1990年刊行。
○ 简文内容的释文校读
所论之王骏幕府档案文书，简文图版及释文俱刊於《敦》一书；饶宗颐、李均明合著之《考证》、《辑证》二书均已修正校释，对照图版後所见如下：
‧新莽於始建国二年（西元10年）之後，「七」写作「桼」，「四」写作四条横线的「 」。简文中仍有一例作「四」（简173）。
‧「导」字三见，写法相同，下俱从「木」，《敦》原释「桼」，《考证》、《辑证》均改正，但隶定时或从「木」、或从「寸」，未统一。《考证》於例三四六（简45）之按语中多加「十」字，应是刊误。
‧简42，《辑证》将「闻」字误刊作「闲」。
‧简52，《考证》缺「鄣」字。
‧简57，为隶书所写，《辑证》、《考证》均列为草书。
‧简64，「有」字，《辑证》仍同於《敦》作「病」，《考证》已改正。
‧简66，「和」字，《考证》误刊作「如」。「共」字，《辑证》误刊作「其」。
‧简67，「徙」字，《辑证》作「徒」。
‧简72，《考证》缺录「狂狡」二字。
‧简74，《考证》、《辑证》俱释「战」，字与简52、92、96、133所见不类。
‧简75，《辑证》误刊简号为76，「敦」字误刊作「效」。
‧简76，《辑证》漏失未录。
‧简89A，「求」字，《辑证》作「来」。二者难断是否。
‧简89B，「辰」字，《考证》作「长」。
‧简90，《辑证》、《考证》均漏缺「鄣」字。
‧简93，「部」字，《辑证》作「都」。
‧简103，「闻」字，《考证》作「闲」，《辑证》漏缺「於」字。
‧简107，《辑证》漏缺「鄣」字。
‧简108，「其」字，《辑证》作「甚」。《考证》漏缺「鄣」字。
‧简113，「卿」字，二书俱释作「部」，字形不类。
‧简126，《辑证》衍一「从」字。
‧简129，「上」字，《辑证》作「士」。
‧简142，《辑证》简号误作「412」。
‧简143，「传」字，《辑证》作「得」。
‧简160，「下」字，《辑证》作「不」。
‧简161，「念」字，二书俱释作「忿」。
‧简166，「时」字，《考证》作「持」。
‧简167，《辑证》漏缺「买」字。
‧简175，「尽」字，二书俱释作「卷」。
‧简974A，「赤」、「与史」，二书俱释作「者」、「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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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前注1，75页。
[2] 李均明据《二十史朔闰表》所考。参见李均明‧饶宗颐《敦煌汉简编年考证》，9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84年9月刊行。
[3]依《居延新简》EPT6.53简文，天凤三年十二月为「丁亥朔」，并无「壬戌」日( 已是天凤四年正月六日)。可知此简之年月或干支有误。
[4]同前注9，126页。
[5]同注9，127~128页。
[6]在《敦》194简有位诛虏候长也是名为「崇」，是以隶书所写的，书法书迹与《敦》195不同，身份地位不符。
[7]见李均明‧饶宗颐，《新莽简辑证》34 页、《敦煌汉简编年考证》127页。俱为民国84年9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刊行。
[8] 拙稿<东汉初年两件草书简册的内容与书法>，刊《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学报》第十六卷第二期(人文艺术类)，民国九十二年九月刊行
[9] 此<字例单字索引>尚未发表，本文限於篇幅无法纳入。附录简牍图版亦仅刊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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