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赵莹
【摘 要】《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1603 -1867) ,and this great Chinese novel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rising popular culture in Japan at that tim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Japanese version of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widely accepted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made a huge impact on Edo literature .This in fluence is omnidirectional ,multi-angled and profound ,covering not only novels and dramas but painting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Japanization ,a Chinese novel evolved into a Jap-anese novel and drama step by step ,exhibiting a strong tendency of cultural filter .
【期刊名称】《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3
【总页数】4页(P97-100)
【关键词】《三国演义》;江户文学;影响;接受;日本化
【作 者】赵莹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106
日本江户时期，虽然武士和儒者还是文学观念的统治者，但伴随着近世町人即市民经济的崛起，市民的通俗文学也日趋繁荣，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一大特色。渐渐富裕起来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也逐渐开始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净琉璃、歌舞伎、草子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文学形式开始繁荣，并得到长足发展。《三国演义》初译本《通俗三国志》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问世，它一上市便受到市井百姓的欢迎。以此译本为契机，日本民众开始接触到《三国演义》，并在此后的绘本、洒落本、读本、戏剧等各种形式中广泛触及与《三国演义》相关的内容。《三国演义》也在和江户文学的碰撞中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在一步步被大众接受的同时，它也越来越大众化，并且从一部异国小说慢慢转化为日本人身边的小说和戏剧，减弱了中国的味道，增加了日本的印迹。
一、《三国演义》日本初译本
关于《三国演义》何时传入日本的问题，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通过至今掌握的材料，特别是各种读书目录和藏书目录，可以将公元1604年到1689年间的半个多世纪，看作《三国演义》在日本开始传播的肇始期，为《三国演义》培养了大量的读者和坚实的接受基础，并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出版为顶点。据考证，日本中世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已经出现了三国故事的情节，这些三国故事典出《晋书·宣帝纪》。而《三国演义》真正登上日本文学舞台，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应该始于元禄二年（公元1689年），湖南文山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经过三年时间翻译而成的《通俗三国志》的问世。译者为京都天龙寺的僧人义彻和月堂两兄弟，湖南文山实为译者的笔名，先是义彻开始着手翻译，其死后，他的弟弟月堂继续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翻译。
湖南文山的译本并不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除了形式章节的改变，对内容也有较大的删增，例如将120回的原著内容合并为50回等，所以实为编译本，但这是《三国演义》在日本的第一个译本。说到为何将原著120回的回目缩减为50回，这也并不是译者的随意而为，实际上是从说书到读本的一个巨大转变。原著在每卷末尾都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字样，这是说书时的常见方法，是为了提起听众的兴趣，吊足大家的胃口，能够下次还兴致盎然地来听书。湖南文山剔除了这种形式，且以故事的完结为各章节的结束，目的是为了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更贴近小说的形式，符合江户时期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内容的完整性作为分卷、分章的标准，成为湖南文山译介《三国演义》的准则，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就是50卷本的《通俗三国志》。
言及湖南文山翻译《三国演义》的目的，见于《通俗三国志》序：“实虽不免剡藤可怜之诮，读之者，苟有善以为劝，恶以为警，则幸予之原志也哉。”［1］这段序文向我们传达湖南文山翻译《三国演义》的目的，貌似为了以史为鉴，劝善惩恶。这种思想源于日本近世流行的劝惩小说观，而究其源头，当是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儒学早在五、六世纪便已传入日本，但其影响尚未渗透至社会生活领域。到了近世，儒学因十分契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被德川幕府定为官学。德川幕府还将重视君臣秩序的朱子学奉为官学，推行文治政策，在近世将近三百年的和平时期，日本的文学艺术实现了空前的繁荣。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时代，德川幕府推行劝善惩恶或文以载道等实用主义文学观，小说家无不标榜自己作品的劝惩教化功能。儒学者的文学观念逐渐影响到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及创作者，再加上德川幕府对读本、洒落本、人情本等小说类俗文学管制极严，江户后期发起的宽正改革（公元1787－1793年）更是明令禁止朱子学以外的异端邪说，所以为免遭惩罚，且能使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得以刊行，小说家们无不标榜自己作品的“劝善惩恶”思想，就连很多滑稽或情爱为题材的小说也被牵强附会地冠之以“教训”的美名。但究其根本，更多的不过是想让“幼学易解焉而已”，这恐怕才是湖南文山的真实目的。湖南文山所译《三国演义》名为《通俗三国志》，所谓通俗，不同于今天的意思，当时专指翻译中国书籍之事。让俗也可以通，即让一般不懂汉文的老百姓也能读懂之意。
以初译本《通俗三国志》的出版和普及为发端，《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接触和融合。
二、《三国演义》与江户绘画
《三国演义》虽然已经有译本出版，但为了能够满足不懂汉文，甚至也不懂日文的普通百姓的阅读欲望，如妇女和儿童，绘卷本的《三国演义》在江户时代流行开来。据上田望的考证，这样的绘本数量很多，如羽川珍重画《三国志》［享保六年（公元1721年）］，鸟居清满画《通俗三国志》［别名《画解三国志》，宝历十年（公元1760年）刊，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东洋文库藏］等。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葛饰戴斗插画的《绘本通俗三国志》。这些插画本《三国演义》的出现，扩大了读者群，使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百姓，也都能通过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画，了解三国人物、三国故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这个既遥远又亲近的邻国充满了好奇，通过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汉籍的阅读，通过这些译本和插画本，实现了他们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而且《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宏大战争场面和斗智斗勇的复杂谋略，在日本是不曾有过的，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当然对现在的日本读者来说，这个吸引力依旧存在，这也是《三国演义》在日本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考察绘本《三国演义》的绘画特色，会发现有趣的现象，画中原本的中国英雄，越来越像日本人。关于这点渡边由美子在其论文《关于〈绘本通俗三国志〉——其插画和成立情况》［2］中已经作了详实的探讨。另有上田望在其论文《〈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接受史（前篇）——以翻译与插图为中心》中也有所涉及，他在论文中写道：
到桂宗信所画插画为止，大多数画家还是认真地把《通俗三国志》当作中国小说对待，以明清小说和绘画为底本，致力于画出中国风的造型。可是，到了江户后期，小说《三国演义》传到日本后已经经历了二百年的岁月，接受形态多层次化，军谈、净琉璃、歌舞伎、说书、浮世绘，甚至翻案的三国故事，都已经深入人心，改变了对小说和插图的意识，所以才产生了像戴斗那样日本化的插图也未可知［3］。从主要人物的容貌、服饰等方面，考察了日本绘本中三国人物的日本化倾向。较早的插画都是尽量画出中国人的风貌，并参考当时输入日本的中国绘卷，但是为了投日本读者所好，三国人物越来越接近百姓熟悉的模样，即越发日本化，结果跃然纸上的俨然成了日本人，再看不出原来的模样。翻开葛饰戴斗插画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孔明、关羽，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三国人物，已经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想象，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面容和服装，融入了日本社会和生活场景中。
三、《三国演义》与江户读本
读本是江户后期流行的长篇小说，虽然也附有插图，但是以读为主。读本的创作受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颇深，作品多是以日本的史实为素材的传奇小说，宣扬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思想。读本的代表作家之一曲亭马琴，又名“泷泽马琴”，作为江户后期读本小说的著名作家，他创作过《南总里见八犬传》、《椿说弓张月》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明显可以体察到对《三国演义》以及初译本《通俗三国志》等的借鉴。
《椿说弓张月》以镇西八郎为朝为主人公展开故事，其中多处有从《三国演义》中的借鉴，据杂喉润总结共有十几处。例如该书第四回描述为朝的样貌：“年纪十六七，筋骨强壮，面白鼻高，眉绿如青山，唇红若春花，耳厚目炯，身长七尺，非等凡之辈”［4］，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的出场。再如第五十一回：虞舜不辞娥皇女英，英雄曹孟德也恨不得携二乔入铜雀台［4］，明显出自《三国演义》的典故。虽然对于这部长篇小说来说，对《三国演义》的借鉴并不绵密，但体现作者对《三国演义》和《通俗三国志》的熟悉，利用三国人物和情节的构思，塑造出了日本的英雄人物为朝。
另一部作品《南总里见八犬传》，里边既有诸葛亮和周瑜设计火攻的情节，也有张飞喝断长坂桥的精彩片断，只不过将主人公换成日本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样的写作方式并非抄袭，是有意借鉴，就是要让读者认知到其中对《三国演义》的引用和借鉴，做到移花接木的效果。从中也可窥见江户后期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对三国人物和故事的烂熟于胸，对他们来说，经过初译本诞生后的推广和流行，经过各种翻案和再创作以及各种借鉴，《三国演义》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成为普通人也可掌握的“穴”。
另外一个可以证明江户日本人掌握了《三国演义》之“穴”的例子就是《讃极史》。单从书名来看，此书与《三国演义》并无关联，但熟识日语的人都知道，两部书名日语发音完全相同，看来作者文字游戏的功夫了得，以此证实作者对《三国演义》的熟悉。不只是书名，内容上也有依据《通俗三国志》细节进行的巧妙置换，虽然整书与《三国演义》的内容并不相关。德田武就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对译中国历史小说选集》，ゆまに（yumani）书房，1984年）的解说中指出：
《讃极史》的目的就是仿作，乐于将《演义》中的生硬语言转换成江户市井百姓的俗语。为了理解这种仿作的妙处，就有必要知道引用的部分是《演义》的哪一回。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就无法体会仿作的妙处。写作这样性质的作品，作者自身就是要炫耀其对《演义》细节的熟悉。所以也要求读者要有与自己同等的知识水平。对《演义》的细节也很精通，用江户时代的话来说，就是知道了《演义》的“穴”。作者在其作品中一语道破《演义》的“穴”，也要求读者了解这个“穴”。《讃极史》一方面道出了江户时代的热门话题，同时也一语道破《演义》的“穴”之所在。
洒落本《讃极史》的存在证明，在江户时代后期，即18世纪末的日本，《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连普通百姓都能对其细节如此了如指掌，简直叹为观止。这本书成为了解当时《三国演义》在日本接受情况的一部宝贵资料。
四、《三国演义》与江户戏剧
随着《三国演义》初译本的问世，越来越多的相关读物相继出现，扩大了读者群，推动日本第一次“三国热”潮，这股潮流不只停留在小说上，戏剧也深受影响。
江户时代盛行歌舞伎表演。歌舞伎诞生于400多年前的公元1603年，它从一种具有简单故事情节、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发展到题材丰富的舞台戏剧表演，直至今日仍为日本观众所喜爱。《三国志》也随着当时的歌舞伎表演形式登上了舞台。据记载，宝永六年（公元1709年），大阪的岚三十郎演出了和《三国演义》相关的剧目，虽然没有具体的记载，无从知道上演的是什么故事，但从主要登场人物孔明和仲达的搭配来看，应该是刘备死后，“死孔明能走生仲达”的精彩一幕。
另外，三国英雄在歌舞伎的世界里经常登场。公元1735年11月第二代团十郎在其主演的《瑞树太平记》中扮演关羽。1737年11 月，他所主演的另一部歌舞伎《闰月仁景清》中，关羽和张飞都有出现。虽然剧本已散佚，不能确定具体的演出内容，但据记载，他所扮演的关羽角色深受好评。1742年9月的大阪佐渡岛长五郎座《东山殿旭扇》等剧目中都有三国英雄人物的登场记录。
长期活跃在日本歌舞伎中的三国人物，甚至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形象气质，背离了原著中的固有形象，这种改变一直持续到现代，以歌舞伎表演艺术家、第三代市川猿之助创立的超级歌舞伎《新三国志》为顶点。《新三国志》分为三部，于1999年开始上演。其中第一部中将刘备设定为女性，与关羽之间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这简直是奇想天外的创意和改变，应该算是歌舞伎对《三国演义》改编的登峰造极之作了。变化源于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小说中植入爱情故事更能够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因此，在第一部超级歌舞伎大获成功后，第二部中也为孔明加上了爱情戏，为这位冷峻的“智绝”孔明增添了一抹人情味儿。
江户时代深受欢迎的演剧除了歌舞伎以外，还有净琉璃。元禄年间，三国故事已然译成日语，被人们所熟悉，而且为净琉璃提供了素材。跟三国故事有关的净琉璃在江户、大阪等重要城市上演。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研究，见于鸟居文子的论文《中国素材的日本演剧化——〈三国演义〉和净琉璃》［5］。据该论文的考证，进入元禄时代，江户的土佐净琉璃和大阪的近松净琉璃中，都有意识地利用《三国演义》的角色。享宝（公元1716－1736年）间开始，净琉璃的世界里也渐渐引入了三国故事。她进一步考察了土佐净琉璃的剧目《通俗倾城三国志》、《续三国志》和《末广昌源氏》，以及近松净琉璃剧目《国姓爷后日合战》和《信州川中岛合战》，虽然二者在趣旨上有些差异，但所有剧目中的登场人物身上，都能强烈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只不过将舞台和情节换成日本的而已。鸟居认为，当时的观众能充分理解这些剧目就是《三国演义》的翻案。另外，竹田出云根据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改编的剧本《诸葛孔明鼎军谈》，于1724年首演就获得巨大成功。可见凡是关于三国题材的剧目都会受到日本观众的普遍好评，他们也乐享其中的日本式的改编。
从初译本，到绘画、小说、戏剧，中国小说《三国演义》的日本化转变历程非常明显，绘画风格的转化，人物国籍的置换，故事情节的借鉴，对原著的忠实与背离间，一方面体现《三国演义》的普及程度之深，因为只有对原著的熟悉才能做到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亦体现文化过滤的强大作用，将中国小说《三国演义》于无形中转化为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当异质文化输入日本的时候，很少直接接受其影响，都是经过长期磨砺品味，再针对是否符合本国的风土进行适当的取舍，然后才拿来为己所用。关于这个规律，《三国演义》也不例外，循着《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接受过程，可以明确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常见规律。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湖南文山.落合清彦校订.葛饰戴斗插画.绘本通俗三国志（12卷）［M］.东京：第三文明社，1983：170－171.
［2］渡边由美子.关于《绘本通俗三国志》——其插图和成立情况［J］.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1994：47.
［3］上田望.《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接受史——以翻译与插图为中心（1）［J］.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1994：9.
［4］杂喉润.《三国志》和日本人［M］.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2002：93.
［5］鸟居文子.中国题材的日本戏剧——《三国志演义》和净琉璃［J］.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纪要，1998：59.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相关文档：
日本收藏汉籍的图书馆和汉籍书目09-12
家乐福在为什么会日本失败10-26
日本大学女校长毕业致辞10-29
日本计装流量计说明书09-23
读书笔记 渡边京一《看日本逝去的面影》11-02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11-14
江户日本读后感11-22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