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课外辅导对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
曹乐溪;朱莉琪
【摘 要】通过对选自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的159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公益组织的社会干预对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及情绪情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公益组织实施课外团体辅导后,干预组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与积极情感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流动儿童.(2)在消极情感得分上,干预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3)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负相关.这表明,通过公益组织实施课外辅导方式进行的社会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期刊名称】《应用心理学》
【年(卷),期】2014(020)002
【总页数】8页(P99-106)
【关键词】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积极/消极情感;社会干预
【作 者】曹乐溪;朱莉琪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北京1001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B844
1 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和就业,其子女也随之进城居住和上学,他们成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第二代移民，被称为城市流动儿童，即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且有学习能力的0～17岁儿童。根据全国妇联于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0～17岁流动儿童数量约为3581万，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这些儿童的成长面临就学难、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挑战，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和质量不如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侯玉波，2007)。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儿童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反应(Marianne，Vollebergh & Meeus，2000)，还有观点认为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对儿童心理和行为的适应具有保护性作用(张友琴，200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流动农民工子女长期处于缺少社会支持的状态(吴昕宇，2012),流动儿童社会支持总分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赵笑梅，李婷，2010)。由于缺乏社会支持，流动儿童无法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会表现出较多的负面情绪，同时也会采取打架、逃课等违纪行为来发泄不满。因而要解决好流动儿童的问题，首先要为他们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另一类是主观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即领悟社会支持。对这两类支持的重要性学界看法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主观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张羽，邢占军，2007)。
因此，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社会支持更能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Brissette，Scheier & Carver，2002；Levendosky，Huth-Bocks & Semel，2002；Wu & Serper，1999)。谭千保(2010)的研究表明，与非流动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较差，城市流动儿童的客观支持与城市非流动儿童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上前者明显低于后者。
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家人、朋友、学校、政府、社区、公益组织等。Paul Vedder(2005)等人通过研究德国本土青少年和移民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后发现，德国本土青少年感受到较多的家庭支持，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后裔体验到更多来自于教师的支持。不过对于两者而言，家庭都是首要的情感支持来源。程黎、高文斌等(2007)研究发现，不和谐的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与其问题行为及躯体化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李晓巍、邹泓(2008)的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亲密度与流动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栾文敬等(2013)认为，家庭关系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家庭中夫妻关系越好，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反之越差。朱文闻(2011)的研究显示，流动儿童同伴关系对其自我概念和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
近十年来，关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围绕以下主题：一是对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其他心理特征，如自尊、歧视知觉、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自我意识等进行的相关分析；二是从社会支持系统的各个维度分析其对流动儿童心理状态的影响；三是对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状况和心理适应水平的干预研究。其中前两类研究占了大多数，而关于干预的研究数量很少，且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增进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的理论与实务(裴林亮，2012)。何亚玺(2009)采用团体干预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适应进行干预，结果证实团体干预显著提高了流动儿童在心理适应上的得分，实验组在心理适应量表的得分在干预后有了明显的提高，前后测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个案研究也发现干预对提高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水平具有效性。田捷(2013)通过对流动儿童进行团体辅导干预后发现，实验组的孤独感水平较对照组有显著降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城乡儿童社会支持体系的差异，或是分析影响其社会支持的相关因素，通过干预影响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实践研究数量有限，而且研究并不充分，研究视角相对狭窄，缺乏从公益组织层面对流动儿童实施影响的干预性研究。基于这一现状,本研究将探讨社会干预与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的关系并假定：社会干预对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有积极影响。干预手段为通过公益组织对流动儿童进行团体课外辅导，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社会支持体系，公益组织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整合社会各界的资源，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有着很强的干预能力，并对其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因此研究将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分析考察分析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消极情感是否存在相关，在经过社区支持的干预后，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感体验是否有显著提升，消极情感体验是否有显著下降。通过分析公益组织实施的社会干预对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的具体影响，探讨建立以公益组织为主体的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体系的可行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某公益组织(简称X组织)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某流动人口聚集地，招募自愿参加X组织课外辅导活动的小学四到六年级流动儿童被试，课外辅导班为循环开课，全程免费，在报名时告知参与者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将会被随机分组，进入干预组的被试将进行6周的课外辅导，对照组等待干预组课程结束后参加下一期课程，所有报名者都要完成相关心理测评。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获得了家长的口头同意。
本研究参加课外辅导报名的流动儿童被试共计172人,按照报名顺序进行编号，用Excel中的Rand函数随机选取86人进入干预组，其余86人为对照组。第一期课外辅导后向所有被试发放问卷，收回有效数据159份(剔除数据不完整问卷)，干预组84份,对照组75份。本研究有效入组被试159名，年龄在9到13岁之间，平均年龄(10.93±0.81)岁。被试儿童的主要流出地依次为河南(39%)、安徽(23%)、山东(12%)和河北(11%)，其余省份约占15%。从来京时间上看,接受调查的流动儿童均为在京时间超过3年的长期流动儿童，其中有10%的儿童在北京出生。在性别、年级、平均年龄、程度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对照组与干预组一般资料比较/例(%)2/10.8±1.211.1±0.810.9±0.85.604 39(52.0)41(48.9)800.161 36(48.0)43(51.1)79 28(37.3)23(27.4)511.822 24(32.0)32(38.1)56 23(30.7)29(34.5)52 18(24.0)18(21.4)360.427 43(57.3)47(56.0)90 14(18.7)19(22.6)33
2.2 研究工具
2.2.1 少年儿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胡韬编制的少年儿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学校支持3个正向支持因素和欺负与歧视1个负向支持因素,共4个因素,16个项目。量表各项目有4个选项,选A得1分,选B得2分,选C得3分,选D得4分。得分越高,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α系数为0.75,重测信度系数0.93(胡韬，2010)。
2.2.2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由Norman Bradburn于1969年编制，陈文锋、张建新2004年修订，共14个项目，包括积极情感(8个项目)和消极情感(6个项目)两个分量表。采用4级评分，要求被试用1(没有)到4(经常有)描述最近几周内的情绪体验。得分越高表示体验到的情感也越多，修订版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和0.80(陈文锋,张建新，2004)。
2.2.3 数据分析
干预组参加由X组织的为期6周的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学生按照年级分班，每班20～30人，配备3名志愿者教师进行团体授课辅导。教师主要来自北京各高校本科大学生(72%)，有教学经验的在职人员(20%)和外国留学生(8%)。学生每周一至周五15:30～18:30，周六9:30～12:30,14:00～17:00在活动中心上课，周六下午流动儿童家长会被请来与孩子共同参与课程，具体课程内容见表2。对照组处于正常的学习生活状态，不参与社区的课外辅导。6周课程结束后，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
表2 课外辅导课程表 9:30-12:3015:30-16:30、、、16:45-18:30
3 结果与分析
3.1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及各个维度与积极/消极情感的相关分析
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各维度与积极/消极情感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相关程度不显著(r=-0.005，p>0.05)，这和前人研究中(陈文锋，张建新，2004)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不是单一维度的两极的观点是一致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情感的不同成分，有学者发现，积极情感与焦虑、抑郁都具有强烈的相关，而消极情感与抑郁的相关显著高于与焦虑的相关，两者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余益兵,邹泓，2008)。
社会支持(r=0.532，p<0.01)及其各维度都与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在消极情感方面，社会支持总分(r=-0.224，p<0.01)、欺负与歧视(r=-0.226，p<0.01)和同伴关系(r=-0.233，p<0.01)分别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学校支持(r=0.015，p>0.05)和家庭支持(r=-0.109，p>0.05)对消极情感的影响不显著。
3.2 干预组与对照组流动儿童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检验
为期六周的X组织社区课外辅导项目结束后，所有参与研究的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4个维度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详见表4)表明，干预组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6.85，p<0.001)，并且在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学校支持、欺负与歧视这四个维度上，干预组都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见课外辅导确实对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表3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与社会支持4个维度的相关(r)0.532∗∗0.452∗∗0.381∗∗0.463∗∗0.187∗/-0.224∗∗-0.109-0.233∗∗0.015-0.226∗∗-0.00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4 干预组与对照组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的描述统计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MSDMSDT55.294.6150.025.086.85∗∗∗11.151.2810.081.814.35∗∗∗12.612.1611.252.134.00∗∗∗9.631.548.011.796.11∗∗∗21.882.3720.662.483.15∗∗
3.3 干预组与对照组流动儿童在积极/消极情感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详见表5)表明，干预组的积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4.34，p<0.001)；两组儿童消极情感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干预组：M=12.30,SD=3.10；对照组：M=11.92,SD=3.64)。
表5 干预组与对照组流动儿童的积极/消极情感差异性检验MSDMSDt26.393.4223.664.464.34∗∗∗12.303.1011.923.640.72
4 讨 论
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流动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达到中度相关，而和消极情绪体验没有显著相关，说明流动儿童对于家庭和学校存在积极的依赖关系，这与之前研究中认为家庭支持良好的儿童具有更高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观点一致(顾海燕，2009)。个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会主动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在需要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也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会不断增强掌控周围环境的信心，进而提高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自我效能感，获得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避免消极情绪的困扰。也就是说，在现实领域，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是增加积极情感，降低消极情感，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在接受为期6周的课外辅导后，干预组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公益组织开展的团体辅导方式对提高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确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为我们解决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深入到流动人口社区，通过开设冬夏令营、课后辅导及课外兴趣班等教育活动促进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与心理适应能力的提升是可行的(张军，2012)。
在进行干预后，干预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对照组儿童感受到的家庭支持偏低，从家庭系统来说，由于以往流动儿童父母忙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忽略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流动儿童与父母沟通频率低且亲子互动较少,这种沟通不畅甚至匮乏是导致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之一(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在引入社会干预后，每周末下午增加的亲子教育给流动儿童家庭互动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与环境，笔者在亲身参与观察后发现，尽管只有一到两课时左右的时间，但通过父母与流动儿童共同完成如阅读、剪纸、绘画等任务，有效地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情感联结，父母与学生均感受到这种亲子活动带来的乐趣，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反过来也会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支持与亲密度。
分析结果显示，团体辅导同时也改善了流动儿童感受到的学校支持和同伴支持水平。除亲缘网络的支持外，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学校支持上看，经过干预后流动儿童的学校支持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X组织的课外辅导模式很好地为流动儿童提供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可能。以往的研究显示，小学四、五年级是师生关系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王永丽,林崇德,俞国良，2005)，在这个阶段小学生对教师的认知开始由原本一味地尊重服从转向带有批判性的评定，同时他们也渴望得到教师的尊重和平等对待。普通的打工子弟小学由于办学条件恶劣，学生容量超载，每个教师需要面对的学生太多，往往会忽略学生的这些心理需要。在活力社区的课程体系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教师对流动儿童投入的关注和精力更为充沛，虽然只有为期六周的相处时间，但师生之间仍然建立起了比较深入的情感联结，许多学生不仅在课业辅导上求助于教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情绪问题也愿意与教师倾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发展，可以通过给民办学校教师和志愿者提供培训来引导他们建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优化教育行为，了解学生的心理,加强情感交流。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是有效促进其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公益组织中的志愿者，都应当重视流动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采取恰当的教育和交往方式，让他们在更公平、舒适的教学环境中学习与健康成长。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和控制组相比，干预组在接受六周的课外辅导后积极情绪得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t=4.34，p<0.001)，表明课外辅导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干预确实取得了一定影响，流动儿童在积极情绪体验上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然而另一方面，经过干预后流动儿童的消极情感并没有相较于控制组有显著下降，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课外辅导增加了流动儿童与同伴和志愿者教师相处的时间，儿童被老师、同伴接纳的程度，学习成绩状况，与同学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都对其情绪情感产生影响，尤其是同伴交往中，由于小学生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较弱，发生冲突和摩擦的概率很高，人际交往的频繁既提升了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也增加了儿童出现负性情绪的可能性。在今后的干预中，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教导儿童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
总体来说，NGO组织的团体辅导为流动儿童带去了资源和尊重。社区是流动儿童心理成长的重要资源之一,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多数居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周围邻里也都是境况相仿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堪忧。像X组织这样扎根于流动社区的NGO组织，他们担负起了类似于城市社区居委会的责任，整合社会资源，治理社区环境,关注流动人口生活，将流动儿童群体纳入重点服务对象，把教育和社区更紧密和更平等地结合起来，对于为流动儿童争取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教育权利，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与城市生活更好地接轨，同时培养和加强流动社区居民社会适应的能力，改变弱势群体地位等有着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同时NGO组织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主动关注和参与，客观上为政府减轻了负担，调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整合。
本次研究选取的对象全部为在打工子弟学校学习的流动儿童,没有涉及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因此无法做比较研究。不同的学校环境以及城乡差异，可能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和情绪情感体验有不同的影响，究竟哪一类学校的教学培养模式更利于流动儿童的成长，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5 研究结论
(1)在接受为期六周的社会干预后，干预组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团体辅导方式对提高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
(2)干预组在接受六周的课外辅导后积极情绪得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社会干预提高了流动儿童对社会支持的感受能力，进而使流动儿童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3)经过干预后流动儿童的消极情感并没有相较于控制组有显著下降。
(4)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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