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演进及其现代化（最新）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绚丽的文明之一，特别是其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我们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之；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以便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化
从尧、舜、禹，到夏朝、殷商王朝，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都奉行教育民主精神。那时不是单纯的“一神教”，而是“万有在神论”。即认为天与地最神圣，宇宙万有皆在这神圣之中。那时的中国人，把神圣的价值贯注于太空、山河大地里。而当把神圣的价值贯彻到政治上时，则先是体现在尧、舜、禹的民主精神之中，而后延续到殷商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上。但商代末商纣抛弃了古代宗教民主精神，政治上作威作福，生活上荒淫无度，因而导致殷商帝国的危机和古代宗教民主精神的陷落，也造成了商末的宗教危机。
周人灭殷后，把殷人所奉行的宗教精神继承过来，加以改造。周代思想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伦理政治思想的系统化。周公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他倡导道德理性精神，制定周礼并广泛实施。
华夏民族思想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表现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出现，杰出思想家与学术人才的大量涌现。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个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随着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一大批“劳心者”出现了。那时，东周王朝中央政权削弱、制度崩坏，诸侯各自为政和不断征战，使得一些贵族沦为庶民，又在贵族与庶民之间产生了许多“士”。士掌握着专门的文化知识——六艺。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有较多的自由，他们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较早的、基本的成员。当时，各派学者大规模地游说、讲学、论辩。他们倡导思想，在广大范围内传播文化种子，使私学繁盛、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与交流，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学术文化景象。古典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色已颇为鲜明。
儒家经学在汉代长期显赫，形成汉代儒学之独尊局面。其原因有三：一是专制君主提倡；二是儒家较其他诸子学说更适应汉代社会的需要；三是儒学较之其他诸予学说其思想体系更具包容性。但汉代学术也绝不是儒家经学一家独霸的天下，道家在汉代演变为有宗教信仰内容的黄老道，其后便有道教产生于东汉，这有利于补充儒家。魏晋时玄学成为代表性学术思潮，但当时也是学派众多，不失为各种学说交错互动的时代。佛教原产于印度。两汉之际，佛法入华。随着佛教入华及道教出现，儒、佛、道的对立点以及共同点显现出来了，这就有冲突，也有融合。这种冲突与融合，东汉以来的历代都有表现。
隋、唐时，中国的学者们已倾向于“三教合一”的主张。这种合一当然是指互相吸收对方的思想，三者之间的差异却依然保存。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动乱，不仅造成了中古政治经济结构的动摇，而且打破了知识分子原先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一部分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重新审视，试图找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最重要的是将人生理想的追求方向由外在的转为向内的意向。这样，实现人格自我完善的“内圣”之学突现出来，有人在孟子之学中找到了钥匙，有人在佛教中找到钥匙，于是便有儒学与佛教禅学的携手。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禅学的接受，表现出的是巨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并强烈地影响了禅学的面貌。
北宋中期出现的理学，是封建社会中儒、道、教融合的新形态，被称为新儒学，亦称之为宋明理学。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甚大。从思想史内在的理路看，宋明理学不管哪一派，最后都是讲“内圣”之境的。内圣，是宋明理学主导的价值目标，称理学为“心性之学”也有这方面因素。相对于原始儒学而言，宋明理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明清之际，诸儒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几乎都认为，“内圣”压倒“外王”的理学价值定势，造成了人们空谈心性、不求务实，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于是，从后世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便意味着超越“心性之论”而确立“经世之功”价值观的开始。这成为明清之际汉族学者的要求。明末清初经学回潮，主要代表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章学诚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向传统儒学的回归当然绝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从价值观的演进看，它的真正意蕴在于价值重心和目标的转换。如，王失之强调“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顾炎武强调“综当代之务”，其实质是一反虚浮旧辙，把“博学于文”与社会现实所需要的“崇实致用”结合起来，肯定内在仁义与外在事功的统一。这虽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但这些说法确有振聋发馈的作用。它表明，在明清之际，有些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实学，价值中心转向事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回顾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进程，可以看出，儒、道、佛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进步。儒学产生时就以继承民族文化为已任，而后历代儒家思想都注意追寻民族文化的“根”。道教也寻找民族文化之“根”——道。佛教从高远处向世俗社会逼近，它的本体论哲学以及人生意义的繁富思辩、它的心性学说，对中国文化来说，无疑是需要的，因而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应当说，儒、道、佛的超越世界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的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有其必然性的。
18世纪以后，清朝政权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的民族政策，将境内各民族置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管辖之下，满、蒙、汉等民族空前大融合，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局面。各民族间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汉族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于中华大地的北方、内地和边疆。大一统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各民族在安定社会环境下的频繁文化交往。儒学影响日渐增强，民族文化更为趋同。
当然，文化一体化是双向的。比如，从移民传递文化看，在中原移民改变少民族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中原移民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了当地文化的烙印。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其文化便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色，成为清朝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象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文化更显多姿多彩。比如，传统学术沿考经证史一路发展而产生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汉学的兴盛；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宋学（理学）仍然情有独钟。同时，这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觉察到隐藏于繁荣后面的种种危机，他们从经世致用原则出发，倡导实学，对历史与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提出一些新的社会理念和变革要求。思想文化的多元与变革，民族文化中汉学与宋学的有机结合，中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越来越强劲，有利于从价值观观念角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概念。正是清朝较长一段时期对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为近代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开放与改造准备了条件。
二、近代以来，民族思想文化的重构
鸦片战争硝烟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来之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近代的文化重构由此开端。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对封建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既是武器批判，更是思想批判。戊戌维新的仁人志士们提出“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即要建构以西学为主导而又兼通中西的文化模式。这在根本上有别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价值重构，其意义也不可小视。作为近代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的一批文化启蒙者，他们思想的进步性在于，把民族的、大众的利益放在庄严神圣的地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对封建末世的批判，对世界大势的关注，对封建政体改革和变法维新的呼唤，无不以时代良心和民族大义为精神旗帜。严复深感，中国之落后貌若不改变，其后果犹如“神州之陆沉”。他极力向中国人介绍西学。文化启蒙者们也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他们坚信，只有尊重学术思想自身的独立价值，以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去从事学术研究，才能使学术发挥出其对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近代文化启蒙者们还努力从学术思想层面上批判宋明理学，这表明他们的批判已深入到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中。当然，对中国古代学术，启蒙思想家们并未对其一概否定。梁启超就认为，先泰以来的学术，是沿着心、物调和的路子走，他强调要跟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是中国文化自己的路，新的中国文化也应走这一条路。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西长期隔绝、社会落后与不开化、社会的主流反对改革的情形下开始的，因此步履艰难。几次改良的失败更表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各种矛盾广泛集聚、深度积累、普遍激化的过程，它断然不是“改良”这种温进方式所能解决的，因此，“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别无选择的方式了。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广泛、深刻意义上掀起了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革命的精神，到“五四”狂飙时代更是蔚然成风。五四运动比起以前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变革来，是从更高层次上、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清算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面的，并在更为自觉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理性批判和价值重构的。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的展开，中国思想文化主流逐步地前进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长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人民性成份、理性内容，有许多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弘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革命的思想文化。坚实的共产主义信念，炽热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它们的具体表现，都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的思想文化是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优秀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继承、更新和发扬，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我们要代代相传的优良革命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曾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要目标。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将文化的发展提到与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高度，当作中国跨世纪的战略目标。实施这些目标，是离不开文化重构这项工作的。
三、努力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每个民族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然，我们现在要弘扬的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按党中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正确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门户的同时，也强行向中国输入它们的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在屈辱中开始认识另一个世界及其文化，于是便出现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种种态度。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次变革中，经历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变科学文化、变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出现了以慈禧为代表的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取西学之用遗西学之体的改革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们对中西文化态度不同，有的偏向保守，有的偏向激进，但总的倾向都未能正确认识或正确把握、运用中西文化各自的短长。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主张打倒孔家店，要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其反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非常激烈。用历史的眼光看，五四时期若不坚决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便建立不起来。但是由于当时采取过激态度，反而无助于新文化的建立。因为新文化毕竟不可能不以旧文化为前提。在残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中外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但它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不久，即发挥其巨大的威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整个现代史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发挥巨大威力，不仅在于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更在于通过富有创造精神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方面，是否定的关系；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成份是肯定的关系。当然，这种否定、肯定的辩证关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结合传统而不是脱离传统而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最主要方面，可以转换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应当吸取历史上某些失误的教训，考察其是否与传统的某些观念或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关；并在现实中注意总结千百万人民的实践经验，以便更好地吸取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良成份为新的实践服务。
（二）关于“传统文化热”
重视传统思想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是我们思想文化建设一项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
首先，我们向人们介绍的传统思想文化，内容应是全面的。它不仅包括儒家文化，还应包括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是个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古代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二家，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变化发展的，不是停滞、僵化的；在渊远流长的古代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有起伏，有盛衰，总的趋势是呈现一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其次，传统思想文化不等于本土思想文化。我们的先辈们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局限，以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以及除华夏族（汉族前身）以外的各周边民族的文化成果，使之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面而，融入本土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再次，我们要努力弘扬的是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积淀着我们民族的历史、价值追求等。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包括民族信念和追求，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已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精神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愿看到而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堪忧现象。这就使得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显得特别重要。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和谐与整体的价值目标、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源远流长，基础深厚，乃是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深刻矛盾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珍惜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并不意味着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或“救世良方”。以儒学为例，它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许多内容尚未摆脱早期依赖自然的观念以及宗法观念。但是，儒家关于人是目的、“大同”理想、人文关怀、和谐追求等思想却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相沟通。我们要改造、重塑它，向其注入时代新内容，以便为新时代服务。
最后，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主体指导地位是古代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所无法代替的。
（三）继承优良传统，发展民族思想文化
江泽民1997年1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中指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进步之中”，“它是各种学说、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江泽民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文化中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应该深刻领会江泽民讲话精神，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跨世纪中华思想文化应既具有中国主体性，又溶入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内容。具中国主体性，就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有分析有批判的弘扬，在分析批判中包含着继承。彻底否定中国思想文化，主张完全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结构来重建中国文化，这种观点已被人们所摒弃。我们应当肯定，中国思想文化注重德性、注重人生形而上层面的价值结构等内容，不仅没有错，而且相对于西方文化中以知性为宗、注重人生形而下层面的价值倾向，应当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继承发扬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体现民族之根的牢固和民族精神的伟大之处的内容，同时也努力吸收西方近现化文明观念，建设跨世纪的、新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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